[中图分类号]K 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3-0274-06 宋代的江汉平原，包括今湖北省的汉川、天门、仙桃、潜江、江陵、荆州、公安、石首、监利、洪湖等10县市的全部和武汉、孝感、应城、云梦、安陆、钟祥、荆门、枝江、松滋等9县市的平原部分，作为长江、汉江及其支流交汇地带的冲积湖积平原，区内河流纵横，湖群密布，水陆交通条件优越。在治水能力提高的宋代，本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发，为明清以后本区在全国地位的迅速上升奠定了基础。宋代江汉平原的经济开发，由多种动力促成，其中交通条件的影响尤大，本文试从水陆交通的发展探讨交通与经济开发的互动模式，或可为江汉平原的现实发展提供某种历史的借鉴。 一、宋代江汉平原水陆交通网的发展 江汉平原自古就有水路交通之便，据谭其骧先生所释“鄂君启节”铭文，战国时期的人们便开始利用本地区的水网穿越平原，通达他路：一是由长江入汉水，溯汉水上至白河，进入南阳盆地；二是沿江下至“彭蠡”，由“彭蠡”入庐江；三是从长江进入油河或洞庭湖流域的资、沅、澧三水；四是由长江经洞庭湖溯湘水可达南岭北麓等[1]（第174-180页）。入唐以后，江汉平原的水陆优势得到广泛的利用，具有明显变化的是，终到江陵、水陆并举的荆襄道成为当时仅次于两京大驿道的主要交通干道。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运河受阻，江淮物资的供应往往“取道汉水，由鄂至襄，或由荆至襄”[2]（第1044页）。唐代，江汉平原主要有4条交通路线：一是长江干道；二是溯汉水经襄阳至长安；三是由襄阳南行至江陵入长江，下东南经岳州、过洞庭湖、溯湘江至衡州，或由江陵南行至澧、朗，亦至潭、衡州；此外，还有横穿平原、连结长江与汉水的夏水[3]（第212页）。经过唐末五代，宋时期江汉平原的水陆交通继续发展，而且重心逐渐东移，线路不断延伸与细化，日渐形成一张通达的水路与陆路交通网。 宋代江汉平原的陆路交通干道主要依托于官府的邮驿系统。 宋代驿传制度完备，各类馆驿、急脚递、斥堠铺、摆铺的设置与驿道的修建，带动了所在地区交通的进步（注：关于宋代的驿传，学界已有较多研究，详参曹家齐博士《宋代驿传制度研究之回顾》，杭州宋史系列研讨会论文，2001年11月。）。北宋时期，江汉平原陆路交通最重要的枢纽是地处南北大道上的江陵府（治今湖北荆州市），以此为中心，既联接起本区内的各重要州县，也沟通了本区与外界的联系。就后者而言，仅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八之一三中，便记载了这样两条路线：一是广南诸州，自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入湖南，进湖北，经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荆门（今湖北荆门市）而北上；二是川陕布纲，出江陵，上襄州（治今湖北襄樊市），转运至京西诸军。可见，江陵作为陆路运输的中转站，无论是北上或南下，交通都是畅达的。所以苏轼说：“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来之冲也。”[4]（卷44，上王兵部书） 在平原内部，各地间的交通也比较联贯，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之一三，天圣六年（1028年），士兵推小车日送二百匹布，从荆门军界至江陵诸铺之间。在同书“驿传杂录”、“急递铺”等篇中，都记载了本区内众多的每一日行程设置一处的驿铺。不过，北宋时期，由于政治与军事的重心在北方，本区的驿传邮铺总的来看比较有限。依制，每20或25里置铺一所，但湖北一些州县“往往并无递铺，纵使有之，不过茅檐三四间，人兵一二人”[5]（方域11之8）。邮传的行速，也未达到皇祐元年（1049年）诏书规定的“马铺每一昼夜行五百里，急脚递四百里”[5]（方域10之22）。大观三年（1109年），荆湖北路计度转运副使李偃称，“今日近朝省发来急递，动经三四十日，马步递经五七十日至三两月以上方始递到本路[5]（方域10之28），其间不排除人为留滞的原因，但驿道的不甚通达也应是直接因素。 南渡以后，宋疆域南缩，随着宋金对峙局面的形成，襄、邓（治今河南邓州市）一线成为宋金前线，荆湖之地“据上流之势，与虏为邻”[5]（方域11之8），“为东南上流最系控扼要害去处”[6]（卷72，乞令许中收买战马奏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显突出，本区南下驿道、递铺的修建因此受到较多关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荆襄之间除原有的二十五里铺外，又增置了九里铺[5]（方域11之13），其他斥堠铺、摆铺等皆有所增加。邮传的速度也较北宋时明显提高，乾道四年（1168年）从临安（今浙江杭州）至荆南2640里，用时10日，兵部侍郎王炎犹嫌其慢。称其“合行五日三时”[5]（方域11之20）。 南宋时本区陆路交通的另一个变化是为满足军事需要，江陵府以北往襄、邓一带的陆路交通相当便利，“自邓至荆皆有间道，相去不过五六百里，骑兵急驰三日可到”[7]（卷4，论唐邓间道札子），从随州（治今湖北随州市）、郢州（治今湖北钟祥市），也有“间道可以直趋江陵”[7]（卷4，乞修江陵府城札子）。江陵仍是地区性陆路交通的枢纽。 两宋时期本区更重要的交通方式是水路交通，交通重心也由过去南北向的荆襄一线向东西向的江陵、鄂州一线转移，东西向的水路交通成为本地区交通的主导。这种变化，既是中唐以来时势所致，也是鄂州作为地区性商业贸易中心日益崛起与兴盛的结果；同时，江汉平原优越的地理条件也为这种重心转变提供了可能。本区内水系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长江、汉江干流，以及夏水、油水、沮水、漳水、富水、涢水、环水等众多的分支河流，都有互通舟楫之利，多数重要州县依江傍湖，构成一个天然、便捷的水路交通网。具体来说，江陵府下辖的松滋、枝江、江陵、公安、石首、建宁、监利（除建宁外，皆治今湖北同名县市）7县俱依江而立，潜江（治今湖北潜江市）地近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水；郢州的长寿县（今湖北钟祥市）被汉水及其分支穿流而过；涢水串起了安州所辖之安陆、云梦（皆治今湖北同名县）。富水经应城，环水从孝感县旁流过；复州的景陵县（治今湖北天门市）坐落于汉河边，玉沙县（今湖北仙桃市境）靠近夏水；富水、漳水和涢水汇集于汉阳军的汉川县（今湖北汉川市），并向东南与汉水交汇流人长江；汉阳县（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与鄂州的江夏县（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宝泉监（今湖北武汉市境）则分立于长江北、南。平原内的众多河湖将座座城镇连接，编织起一张通达的水路交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