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320(2003)04-0099-07 一、施坚雅观察的两宋定都及相关问题 美国学者C·W·施坚雅(Skinner)对古代中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做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施坚雅模式”。他在分析两宋定都时指出:“也许最重要的可解释的因素(除了上面提到的关于技术和对外贸易的一般看法),是首都位置与这个地区的联系,一句话,中世纪的都城比帝国晚期的都城更处于中心位置。长安就被设置于西北中心地区附近;开封比北京更接近华北的地理中心位置;而杭州作为大运河的南端终点处于江南金三角与浙江东北部的中心位置,这比南京更为优越,而南京附近的内地,正如莫特指出的‘缺少能反映长江下游特点的资源’。事实上,南京和北京被选为帝国首都主要是一些战略原因,这一点英特教授的文章说得很清楚。作为贸易、工业和金融的地区中心,开封和杭州的位置远比北京和南京好,而且开封和杭州在成为都城的时候已经都是繁荣的经济中心了。因此,地理位置的优越极大地提高了开封和杭州在本地区的经济中心性,使这两个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多功能的大城市。当我们回想到中世纪时代比后来的时代更具有世界性,回想到在长安、开封和杭州的极盛时代鼓励对外贸易而明清王朝却阻止对外贸易时,把帝国都城设置在自然的经济中心之中,这样的城市发展的意义就显得突出了。”(施坚雅,1991)大概可以这样说,北宋定都开封、南宋定都杭州都与大运河有关系。运河在交通上便利了南北往来。观察下面的示意图,会对唐、两宋、元都城的位移增加些直观印象。 示意图 唐、两宋、元都城位移
设定:□abcd代表古代中国版图 X代表长安 K代表开封 H代表杭州 B代表北京 “结构合理的大地区范围的城市体系,只是在唐代才在中国西北部形成,在北宋时期才在华北形成。”接着施坚雅作了详细的阐述(施坚雅,1991): 在8—13世纪,华北经历了一个城市发展的典型周期。它上升的表现有:这里复杂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开封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大约从2000万上升到3300万以上的地区人口,增加了15倍的开封人口。它下降的表现是:这里贸易和交通的瓦解;开封市场的衰退;最后是在蒙古征服者手中这里大多数城市的毁坏。在这个周期的最低点,该地区人口下降到1100万,开封的人口减少到9万,下降了10倍。 华北地区的历史结局是,北京取代中世纪周期中开封的角色成为联合中心,贸易方式和交通网的变化也十分明显地反映了这种剧烈的转变。 长江下游的发展周期虽然不如华北那样明显,但是也与某些城市的支配地位有联系。在晚唐和北宋的这个周期,相对复杂的城市体系集中在扬州,使其成为中心性都市。南宋建都杭州以后,出现了高涨的发展周期,在此期间,城市结构向都城标准发展。直到14世纪,杭州仍保持着大都市的地位,但当时在明朝建立者的影响下,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构成另一个发展周期,在这一周期中,日趋扩展的南京成了中心角色。……时间更长、更引人注目的发展周期开始于16世纪,至19世纪以太平天国暴动的灾难性结局而告结束。在这一周期中,苏州开始上升为地区性大城市。太平天国之后的周期,是一个机械化交通运输和工业高速发展为特征的近代化时期,上海随之崛起。 同大多数区域经济研究者一样,施坚雅也会探讨地区体系的存在原因。他认为,地区体系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1)生产——交换的技术(科技进步)和管理(社会组织);(2)自然地理结构。也就是说,地区体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那些在自然地理方面拥有更高的生产与交换潜力的地方”(施坚雅,1991)。 跟踪施坚雅的思路,我们可以归纳出两项很有参考价值的结论: (一)中世纪城市革命这个概念就中国而言,它首先意味着城市发展,进而有“城市发展的这一特色标志着一场不断发展着的革命,这场革命是以管理整个社会的方式进行的”。“研究中世纪中国的学者们认为,这种变化从8世纪后半期开始,南宋时期达到高峰。”“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宋时期所达到的商业化水准,其它大部分中心地区只是到明清时期才达到。”“在10世纪,中国西北部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而华北却处于经济高涨时期;在12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繁荣,而同时华北却是经济衰退。”“在1100年,华北就有将近3%的人口住在开封这个地区大都市。然而到1840年,随着华北人口膨胀到大约12000万,该地区10个最大城市的人口数加起来还不到该地区总人口的2%。”“我觉得尚可置信的较保守的数字……金入侵前夕开封人口为85万,蒙古人侵前夕杭州的人口为120万。”(施坚雅,1991) (二)提出重要城市周期与相应的经济活跃地区说(施坚雅,1991),即:长安周期上升时代的西北(到900年),开封周期上升时代的华北(到1100年),扬州和杭州周期上升时代的长江下游地区(到1300年),泉州周期上升时代的东南沿海地区(也到13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