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目的及其历史沿革 教育目的(aims of education)是指教育所要培养人的总目标，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它规定着教育所要培养的人的根本性质问题。对整个教育系统来说，它是一个原点，也是一个归宿，是贯穿整个教育系统的总的指导思想。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教育也就随之而出现，并且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教育的这种不断增强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人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另一方面是由于教育系统自身内部结构的不完善，原始的人们也不会有意识地去制订一套教育目的，独立形态的教育尚处于萌芽阶段，教育的目的还比较模糊，不能与生存目的相分离。 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奴隶社会的形成，独立形态的学校教育开始出现并日益发展，教育的目的也就随之确立。在奴隶社会，教育为奴隶主阶级所独占，教育的内容和目的直接体现着奴隶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教育成了奴隶主阶级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统治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就是培养忠诚于他们统治的奴仆，培养维护奴隶主阶级的驯服工具。 在外国教育史上，宫廷学校专为王子及高级官吏子弟所设，其目的是培养奴隶主国家的高级文武官员；祭司学校专为高级僧侣子弟所设，教育以后演变：培养驯服工具为目的（驯服工具教育）到以传授知识技能为目的（知识技能教育），发展到现在及未来的以培养创造能力为目的（发现创造教育），在这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存在着反复和渗透，也经历着迂回和曲折，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人们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教育目的也渐趋科学和合理。 （一）驯服工具教育及其目的 奴隶社会的教育，主要任务是训练未来的高级僧侣，他们都要掌握奴隶主阶级的道德和政治，了解奴隶社会所需要的生活习惯及行为规范等，以保护和尊重私有财产，维系森严的世袭等级制度。在古代希腊，斯巴达教育的惟一目的就是要通过严酷的军事体育训练把氏族贵族的子弟培养成为体格强壮的武士，使他们能够对氏族贵族服帖恭顺，对奴隶残酷暴虐、死心踏地地为维护其军事农业贵族的利益而效力。而雅典的教育不仅要把统治阶级的子弟训练成身强力壮的武士，更要求把他们教养成为具有多种才能、能言善辩、善于通商交往的政治家和商人。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西欧的封建教育中，宗教神学统治了教育阵地，教会学校的目的在于培养僧侣，世俗封建主的教育目的是培养骑士，他们都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教会教育和骑士教育贯穿于西欧早期的封建教育，这种僵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得以冲破。在中国封建社会，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官学与私学时兴时衰，相互交替，但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目的自然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目的，而这正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无论是“学而优则仕”思想，还是“八股取仕”制度，都是围绕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进行的，从教育的形式到教育的内容，无不体现着封建统治者的意志，而学生求学的目的也仅是出于求官谋职。对比中外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教育，虽有形式与内容的差异，但其教育目的却如出一辙，都是培养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都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和选拔统治人才和保护人员，教育仅作为上层阶级的奢侈品，而下层劳动人民却很少有权享用，即使私学扩大了教育对象，其所传授的内容也仍是封建统治者意志的体现，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驯服教化，只能把人训练成服服帖帖的工具，却不能丝毫发展自己的个性，以达到统治阶级长治久安的目的。 （二）知识技能教育及其目的 文艺复兴的开始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标志着世界历史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人文主义者崇尚“人道”，反对“神道”，相信每个人都有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力，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封建教会学校和骑士学校的教育目的，主张教育应培养新型的、完善而又全面的人，这种新型的人已不再是具有出世思想和毫无作为的僧侣和僧职人员，而是能积极从事社会、政治、文化、工商业各种活动的实际活动家，教育就是要通过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来培养这种新型的人。夸美纽斯(J.A.Comenius)适应时代的发展，提出泛智主义的教育目的，主张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教育就是要培养在身体、智慧、德行和信仰等方面和谐发展的人。洛克(J.Locke)作为“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提出了“绅士”教育的目的。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坚决要求尊重儿童的自由，教育必须遵循儿童的自然本性，让儿童有充分自由活动的可能与条件，把儿童培养成真正自由的人，为此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原则，对儿童进行自由教育。后来，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H.pesstalozzi)和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F.Froebel)等人也从教育要适应自然的原则出发，主张教育要发展各人天赋的内在力量，培养各种能力和谐发展的人。而德国著名的教育家赫尔巴特(J.F.Herbart)却主张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培养完全符合“完善”和“正义”道德观念的“完人”，把道德作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另一位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F.A.W.Diesterweg)反映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真善美的“全人”，启发人们从追求人的发展和崇高的思想内容来理解教育目的。斯宾塞(H.Spencer)在其《教育论》中指出，真正的教育目的与任务应该放在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使教育为人的完满生活作准备，为实现这一教育目的，就必须教给青年各种科学知识，这也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又有了新的变化，诸多教育理论流派相继产生和发展，对教育目的的主张也各不相同。实用主义者杜威(J.Dewey)基于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认识，提出教育只是一种过程，教育只有过程以内的目的，而无过程以外的目的，从而强调教育要以儿童为中心，而忽视甚至否认由社会、政治需要所决定的教育目的。但是，在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的背后，却恰恰掩盖着帝国主义教育的实际目的，后来，杜威终于干脆而明确地提出了教育的社会与政治目的。他说：“教育的目的是要养成配做社会的良好分子的公民。”（注：引自王天一等编《外国教育史》下册，北京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P153）从而表明了他的真正的教育目的观。以重视如识、重视课堂传授、重视教师作用而著称的要素主义教育理论流派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来发展学生的观念，塑造他们的理想人格，重视传授系统知识和发展智力。而永恒主义者却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永恒的人性，教育的基础是永恒不变的“实在”所构成的永恒知识与伦理原则，要求传授给学生关于真理的知识。属于现代派的改造主义教育理论追求教育的社会大目标，教育不再是为了个人的自我实现，而是为了社会的长远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存在主义教育理论主张教育要发展学生的个人意识，促进学生“自由”地存在。除此之外，教育并不对社会、集团和人民大众负任何责任；结构主义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皮亚杰(J.piagat)、布鲁纳(J.S.Bruner)等强调认知结构的形成和学科知识结构的传授，主张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学生的智能，并注重教学方法的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