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初期台湾教育重建担负着铲除殖民教育制度、改造社会奴化心理、培养人才、促进两岸融合的重任，在某种意义上它比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重建更为艰巨和紧迫。海峡两岸源远流长的教育交流以台湾光复为契机迅速发展，为战后台湾教育制度的重建，实现台湾文化教育制度祖国化，加快加深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台湾光复初期，大批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大陆人才赴台从事教育工作，直接促进了战后台湾教育制度的重建和发展，为台湾教育的“祖国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复初期台湾教育的重建涉及方方面面，如教育行政机关的改组、教育体系的重构、教材的调整、教师的配备等，专业人才的紧缺是当时教育重建工作全面展开的最大制约。大批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大陆人才赴台从事教育工作（或为教师，或为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成为台湾光复初期海峡两岸教育交流最初的也是最为明显的表现特征。 台湾光复初期教育岗位的空缺十分严重，学校教师紧缺状况最为典型，这是日据时代在台湾实行“皇民化”教育造成的严重恶果。据1944年统计，当时台湾全省中等学校教员2033人，台籍教员仅100人，不及总数的0.5%；台湾全省国民学校（小学）教员15483人，台湾省籍教员仅7161人，仅占总数的46%；（注：《师范教育研究》，台湾正中书局1963版第16页。）光复前在1841人的大学教职员工中，台湾省籍教职员仅有600人，而居教学位置的唯见一位教授和一位教员（注：《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70页。）可谓是凤毛麟角。战后日籍教师大批遣返，为保证接收后台湾教育不致停顿，学校能如期正常开课，并改造日据时期遗留的文化教育制度，补充和培养师资等人才成为重建台湾教育新制度工作环节上的急中之急。 1945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战后全国教育善后工作会议，为保证接管台湾教育的有序进行，针对教师严重紧缺的状况特别规定了“在内地举办志愿赴台湾任教的教师登记”（注：转引自《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98页。）。当时还在重庆办公的台湾行政公署教育处立即着手分别向重庆和福建各地邀约了一部分教员去台湾（注：《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95页。）。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后，一方面立即成立了教育甄选委员会，在台湾本省甄选、考选、训练教员，还设立了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采用短期制培养方式力求尽快地就地补充和培养师资。另一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向大陆各省征选教员，以解师资紧缺的燃眉之急。10月下旬，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同时派员向福建、上海征选教员，并准台湾省立各中学以上学校及各县市向省外征选教员（注：《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95页。），以加快征选工作的进行。1946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电函厦门市政府，委托在闽南招选240名师范毕业、年龄在26岁以上、能操国语及闽南语的语文课教员（注：《江声报》1946年2月12日。）。至1946年9月，计有小学教员600多人，中学教员400多人通过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的征选赴台任教（注：《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95页。），为台湾各级学校在新学年开始时能够正常运转，为实施教育部关于新学期一律采用国语教学的决策，准备了必要的师资队伍和管理人员。为继续缓解师资紧缺的情势，11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又在北平、上海分别设立了临时办事处，计划在3个月内征选两地400名中、小学教员赴台（注：《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85页。）。在大批中、小学教师赴台的同时，大陆各省高校许多教师也赴台从教。一些颇负盛名的大陆作家、学者如许寿裳、台静农、李霁野、黎烈文等，也越过海峡，走上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的讲坛，为光复后的台湾教育重建，为传播祖国文化，发展台湾教育，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光复初期，台湾教育的重建还包括社会教育的重建。要实现台湾社会从日据时代“皇民化”到光复后“祖国化”的转变，语言文字的“祖国化”是核心问题。日据台湾期间，在各级学校强迫推行日语教学，禁止学习使用汉语言文字，社会教育体系、文化团体被责令以传习日语为主要任务，公教机关普遍通行的是日语，官厅文告用的是日文，这一切致使许多台湾同胞，特别是年轻一代台湾人对汉语言文字相当生疏，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实现语言文字的“祖国化”，才能改变台湾同胞对祖国语言文字生疏的现状，才能使台湾的年轻一代通过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根除殖民奴化教育造成的心理和严重社会后果。因此，在台湾省内普及国文、国语的社会教育，成为重建战后台湾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成为台湾光复初期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的重要议题。许多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以推广国语、国文教育为使命，不辞劳苦，应邀赴台开展工作。如魏建功教授等三人调派赴台组建“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随后，重庆、上海等地多位语言文字专家应邀加盟。他们为台湾省籍人编订加注汉语拼音的国语教材，举办国语示范广播，举办各种国语培训班，并通过台湾省内各县市相继设立的“国语推行所”，将普及国文、国语的工作全面铺开。又如，应台湾省训练团电嘱，厦门市财政局局长在很短的时间内为他们代征了多位“大学出身的、曾任高中国语教师能教注音符号及通闽南语者”（注：《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01页。）赴台担任省训练团国音国语教员。在先后开办的台湾公教人员和公职人员国语、国文教育训练班中，厦门大学得闽台一衣带水、语言相通之便，先后有郭一岑、陈景磐、虞愚等多位教育系和中文系的著名学者教授应邀赴台，或在暑期举办的公立和私立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训练班讲课；或以国语、国文教育为主题，为民政、财政、交通、警务等系统的公职人员训练班开设专题讲座，为台湾社会国文、国语普及培养了基本群体。大陆众多的从事国语国文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教师赴台，促进台湾社会语言环境的形成，为战后台湾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实现台湾社会“祖国化”奠定了基础。 祖国大陆大专院校毕业生纷纷到台湾工作，投身于战后台湾社会的重构与发展，是台湾光复初期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的又一突出表现特征。台湾光复初期，社会重建和教育制度改造的任务之繁重，对于投身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是严峻的考验，而岛内人才匮乏对于投身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又是创业的机遇。不少大学毕业生热切希望赴台工作。第一批赴台服务的是厦门大学的8位应届结业生。他们不待战后校址回迁厦门，就从闽西长汀出发，辗转经福州，于1945年9月抵达台湾（注：《闽台六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126页。）。之后，赴台服务的大学毕业生与日俱增，1945年至1948年自愿赴台工作的毕业生就达300多人（注：《闽台六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127页。）。1947年元月国立海疆学校离校的首届毕业生“计162人，多服务于台湾等地”（注：海疆学校简史（1947年4月），见《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杜1993年6月版第743页。）。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的许多毕业生也在战后台湾急需音乐教育人才的情况下应聘赴台湾中学或中等专科学校任校。一大批大专毕业生赴台，为台湾战后重建增添的不唯是知识，还有生机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