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发性现代化相一致，中国教育是在“西学东渐”影响下逐渐迈向现代化。尽管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实现现代化教育，还在走向现代化教育的过程之中；但是，我们不能不了解中国教育现代化尤其是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艰难探索历程。它是伴随着传统教育的不断解构而兴起，其过程十分曲折，需要进行反思性的理论总结，以便为当代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松动 中国近代是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交融下向前推进的。作为异质文化，西学实际上充当了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催化剂。 最先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方济各·沙忽略曾到达广东沿海的上川岛，真正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当从1582年利玛窦、罗明坚等传教士抵达澳门算起。在其后的两百年期间，先后有500名传教士陆续来华传教。顾名思义，传教士是以传教为目的，他要“做耶酥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注：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引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十分善于把握中国文化的特点，注意迎合中国士人的传统习惯心理，确立了“学术传教”的行动计划，从而客观上导致了西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一方面，他们将耶教中的“天主”与儒经中的“上帝”相比附，称赞孔子是“伟大的哲学家”，甚至身披儒服，四处活动，迎合中国固有的儒学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善于窥探中国人的封闭自大的隐秘心理。由于缺少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和接触，当时中国人常常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央，习惯于“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对这种夜郎自大的封闭心理定势，利玛窦深知非一日所能扭转，故他特意将其绘制的世界地图，“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0-181页。）利玛窦承认，这样做实属荒唐，但他又补充说：“在当时那种特殊环境中，再也找不到别的法子更适合于使这个民族信教的了”。（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页。） 不过，真正能打动中国士人心扉的则是西方的独特器物文明的学术文化，它满足了中国知识分子实用理性的精神传统。他们不仅将三棱镜、自鸣钟等西方器物文明带到东方，而且热心于学术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活动，积极与中国学者合作，把西方的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天文学以及某些器艺技术介绍到中国来。其中，《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泰西水法》、《远西奇器图说》、《坤舆全图》、《职方外纪》、《西方问答》等重要著作，均在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统计，从利玛窦来华到康熙禁教和耶稣会解散的200年间，耶稣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共437种。其中，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57％；人文科学55种，占13％；自然科学131种，占30％。（注：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可以看出，西方传教士已注意到人文和自然科学的传播；但宗教书籍占去大多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远征中国的传教旨趣。 但不管怎么说，传教士裹挟而来的西学毕竟为封闭的中国社会打开了一扇了望世界的窗口，一些开明士大夫得以扩大视野，开始有意识地将中西两种异质文化进行初步的比较会通。其中，徐光启的汇通工作最为突出。他通过与利玛窦的交往，深知西学的器艺之实和腐儒的名理之虚，并对西方《几何原本》及其形式逻辑方法推崇备至。对待中西差异，徐光启的态度十分明确：“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注：《历书总书表》，载《徐光启集》卷八。）即是说，中国文化的出路必须在对西学的翻译基础上，吸收西学的精神并与中学汇合融通，以达到超胜西学的目的。正是凭借这一根本原则，徐光启颇能以博大胸怀吸纳西学长处，并实际应用到自己的科学研究之中。他主持修订的《崇祯历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被赞誉为“熔西人精算，入大统之型模；正朔闰月，从中不从西；完气态度，从西不从中”。（注：《略人传》卷四十二。）应该肯定，明清之际的科学家李之藻、梅文鼎等人，哲学家方以智、王夫之、黄宗羲、颜元、戴震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学的影响。 也许由于历史的误会，由徐光启首倡的“中学会通”说，后来渐渐变成“西学中源”说，认为西学的真正源头在中国。企图通过复古以求超胜，这样一来，西学反而沦为中学的附庸和注解。如：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就把西学的“借根方”当作“天元术”，将“正切”改为“矩分”，进行许多庸俗化比附。这种情形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西学中源’说的背后，有夷夏传统在作祟”。（注：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与开明士大夫不同，正统士大夫始终站在“华夏中心”论上，奢谈“夷夏之辩”。他们认为，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以夷变夏”、“以邪压正”，别有用心。主张固守“德上艺下”的传统观念，称“纵巧何益于身心？”“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注：《日食天象验》，载《不得已》卷下，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79页。）诚然，中国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并没有完全迷信正统士大夫的言论，而是以皇朝的实用价值来取舍西学。有些传教士如汤若望，因其出色的历法工作，受到皇帝的特别表彰，被授予光禄大夫，享受一品顶带。但是，封建帝王绝不允许传教士活动危害帝国的安宁与秩序。当后来传教士主动挑起“礼仪之争”，视中国传统的祭祀、祭祖、祭天等礼仪为异端，主张严格恪守天主教教义传教，康熙等皇帝纷纷向“夷夏大防”回归，并于1720年颁行禁教令。此后的一百多年，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帝纷纷效法，西学的传播中断了，中国与世界渐次隔绝，并悄然落后于世界文明。与此同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进一步强化，文化政策和教育制度也日益腐朽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