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讨论开始时，应该先说明我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认识。我的出发点是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本质的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中，财富来自三个方面，即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资本不同于劳动力，因为它可以积累，也不同于土地，因为它可以流动。因为观念上有明确的分别，古典经济学把价格列为利息、地租和工资的总和。马克思的学说，基于古典经济学。尽管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把资本和土地连贯到劳动力，但马克思的经济学并未超出古典经济学的范畴。我们甚至可以说，整部《资本论》都在讨论资本流通的过程，说明只有在资本流通的过程中，资本家才控制了劳动力。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时，不得不同时讨论资本的流通。（注：关于作为《资本论》背景的这一古典经济学解释，参见Louis Dumont,from Mandeville to Marx,the Genesis and Triumph of Economic Ide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 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说明资本为什么可以流通。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说，资本是在以贸易为主体的交换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而因为贸易伴随着劳动分工而产生，所以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顺着这一思路，从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出发考察历史，就会以为，除非遇到人为的阻滞，贸易一定会自然地增长，工业也必定随之而来。这一论点在本世纪初遭到韦伯(Max Weber)和朴兰易(Karl Ploanyi)的挑战，与古典经济学家的假说相反，他们认为，不均等的优势(unequal advantages)并不自然地导致贸易产生，因为贸易只有在适当的制度出现以后，才能进行。他们所讲的制度就是结算信用(settlement of obligations)的办法，例如货币（特别是纸币）、会计、法律，以及马克思自己也注意到的银行。在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笔下，我们看到了历史上这些使商业得以发展的制度产生的大致情形。（注：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transl.by Sian Reynolds,London:Collins,1981.） 这些商业制度也溢注到政府和社群之中。如果这些可以导致资本流通的制度被描述为带有资本性(capitalist)的话，那么，也有理由用同样的词语来描述接受了这些制度的社会。若将资本主义(capitalism)视为一种理想范式(ideal)，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接受这一范式的社会，带有资本性的制度就是使这一理想范式成为可能的制度。这不是说，社会必然受什么统一的规律所支配——实际上，有哪个社会只是受到一个标准支配的？事实上，韦伯社会学的基本点就在于，社会制度并不总是相得益彰的，而正是在社会制度发生冲突之时，结构才开始变化。 中国并不需要向西方学习有关贸易的价值。当19世纪上半期西方前来敲击大门之时，留心国计的中国官员都充分认识到贸易为“互通有无”所必需。商人活动活跃，钱币通常都被放贷生息，中国文献也常常表达“利从本出”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是农本思想，即使如此，19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思想中，正很快地发现市场的重要性。这一发现的后果之一，就是最终导致了引发鸦片战争的重银主义(bullonism)的信念。（注：关于市场独立性，以及银价与鸦片出口间的关联的认识，可参见包世臣：《庚辰杂俎》，见赵靖、易梦虹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年，上册，第3-13页。有关包世臣结交的高级官僚的政治及其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关系，可参见James M.Polachek,The Inner Opium War,Camb.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2.）战后不久的1853年，当咸丰皇帝准备让钱币贬值时，户部侍郎王茂荫已上奏警告说，尽管朝廷有权力和办法降低币值，但却没有同样的权力与办法防止百姓抬高物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同样的结论，并在一个注脚中提到王茂荫。然而，少数官员偶尔表露的对市场独立性的认识，并未扭转王朝的抑商倾向，清政府仍然拒绝承认开放海外贸易的必要，并贬低商业活动。王茂荫因为提议发行完全可兑换纸币，而受到朝廷的斥责，在朝廷看来，这样做保护的是商人，而不是国家的利益。（注：Karl Marx,Capital,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s,London:William Glaisher Ltd.,1920,p.103 n.1；吴晗：《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史辑刊》1937年。）19世纪中国的落后，我们又可以归咎于这个拒绝从商人的观点去看待市场的强有力的王朝。（注：中国的历史学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参见韩大成：《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