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早期纸币的盛行及衰落

——北宋交子在货币史上的短暂一现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琳莎(1978-),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030

原文出处: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北宋交子的产生早于西方国家的纸币五六百年,其发行和流通可谓货币史上的一大飞跃。 本文通过对北宋“钱荒”现象的分析,着力从经济角度探讨了纸币产生的社会条件,虽然交子的初期发行受到商民的广泛欢迎,但由于封建王朝实行高度集权统治,淡漠相关钞法、无视流通规律,导致纸币短暂发展后迅即贬值而走向末路。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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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8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1)03-0065-04

      按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所言:“吕底亚人是最初铸造和使用金属货币的人,他们 又是最初经营零售商业的人。”(注: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9页。)如果认为这段记载是可靠的话,那么由公元前8世纪到公 元前6世纪间的大规模殖民活动而直接产生货币关系,再经居于小亚西亚的希腊人引入希腊 本土,而成为货币史的起源则是有可能的。在此后二十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金属货币一 直执行着商品经济的流通、贮藏等职能而占据主导地位,在西方,直到17世纪末,美洲才发 行纸币,英、俄两国始发纸币的时间更迟至18世纪末叶。而在此五六百年前中国就曾短暂出 现并推广使用的北宋交子——作为现代纸币的雏形,无疑堪称货币史上的一朵奇葩,不仅对 当时的中国,更对周边的东南亚众多国家的经济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北宋“钱荒”现象的经济分析

      北宋时期的“钱荒”现象,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太宗初年“铜钱已竭”,真宗时理财大臣 仍以“钱货未多”为患,愈至后期,钱荒现象则愈是严重:“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 货不通,万商束手……人情窘迫,谓之钱荒。”(注:张方平:“论禁铜法事”,《乐全集》卷二十六。)“今都内之藏,既不闻于贯朽,而民间乏 匮时,或谓之钱荒。”(注:刘挚:“乞复钱禁疏”,《忠肃集》卷五。)以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理论来认识北宋钱荒现象的成因,即根据 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总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将其中 的 各个因素置于北宋的货币经济环境中,那么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金属货币的短缺滞后便是 促使纸币登上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

      由唐代中叶的“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的大分裂造成的混乱破坏,直到公元960年宋太祖赵 匡胤建“宋”才告一段落,从这时起,宋朝不仅继承了五代和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破坏 严重的社会经济取得了迅速恢复,并在此基础上更使整个国民经济有了大幅度的发展,成为 战国以后国民经济的又一次飞跃。由于实现了中原和南方的基本统一,国民经济具有了良好 的商品流通环境,交通运输畅通,便利了商品流通和交换,北宋政府先后在广州、明州、杭 州、泉州、秀州、密州等地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中的各项事务。同时,由于科技的进 步,农业、手工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条件,与此相应的 人 口增长,城市市场规模的扩大,更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广大的消费对象和消费市场。北宋时江 南、四川等发达的经济区中集市的数量逐渐增加,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从城市渗向农村 ,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体系。北宋的商业贸易活动不再有唐朝时那种对地域和时间的限制 ,使商人获得完全自由,个人可根据自己的营业需要,把店铺、货肆自由设置在自选的适宜 地点,以昼夜进行交易。商业和商品流通的扩大,客观上要求有相应的货币、货币流通来满 足其发展的需要,即流通中的货币总量需要相应的增加。

      中唐时期,布帛古粟作为实物货币逐渐走向自己的衰亡过程,金属货币的地位日益巩固, 经五代至北宋初年,充当大宗贸易支付手段的绢帛随着“钱贵物轻”的局面产生而退出流通 领域,于是金银和铜铁铸币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

      北宋时期的黄金、白银数量极为有限。据《文献统考》中的记载,皇佑年间金银年产量各 为15,095两和219,829两,治平年间为5,439两和315,213两,元丰元年为10,710两和21 5,835两。(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同时金银基本上为政府垄断使用,黄金主要用于贮藏、馈赠和装饰等方面;白 银多用于支付战争的赔偿:1004年“澶洲之盟”规定北宋每年输供辽白银十万两,后又增至 二十万两;1004年后每年又输供西夏七万二千两……,凡此种种,客观上阻碍了白银代替铜 钱成为主要货币的进程,使北宋无法摆脱“乏银支用”的困境。

      铜钱是北宋经济生活中的主币,但随着宋朝海外贸易的发展,铜钱不断流向海外,加之北 方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边境贸易增加,致使铜钱大量流向北方契丹、女真及西夏等。同时 宋政府长期处于外族军事力量威胁之下,军事开支巨大,于是国家对铜材的采冶和使用都实 行垄断,造成生活用铜的困难。然而国家对铜材的需要量还是远远超过当时对铜的采冶能力 ,于是统治者颁布铜禁,搜刮民间铜器,民间则由于生活用铜的不足而“销钱为器”,造成 大量的铜钱被销熔。同时,由于钱币紧缺,政府变相降低货币的实际价值,人为造成铜钱的 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发生偏离,惟有大量贮藏优质铜钱方能避免因铜钱币值下降而带来的损 失,于是北宋民间贮藏货币蔚然成风,在汴京城内,“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以上比比皆是 ” 。(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一之六。)由于商业信用的不发达,货币的贮藏手段只能是一种死贮藏,而没有参与流通领域中的 不断流通过程,更加恶化了“钱荒”这一痼疾。为缓解铜钱使用的紧张,宋廷又大量铸造铁 钱,抛向流通领域,欲借此来解决铜钱外流及销铜问题。四川因其地理位置特殊,自孟蜀 覆亡之始,就被宋朝划为铁钱地区。然而铁钱由于本身价值低廉、携带不便而不能成为良好 的 流通手段,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和各地的物资交流。据《宋朝事实》载:“川界用铁钱,小钱 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 持。”(注: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就四川商人而言,商品的交换、集散、运输都需要把巨额货币调来调去,其时流通 的铁钱数量和重量都十倍于铜钱,从而使商业资本的运动也增加了十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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