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两篇文章透露出来的讯息 捧读95年第2期《文艺争鸣》，其中的两篇文章让我着迷，其一是唐晓渡先生的《时间神话的终结》，其二是范钦林先生的《民族自尊的误区和现代文化选择——对一种东方怀古情结的批判》。这不仅是因为两篇文章写得有滋有味，而且因为它们从不同的方面透露出两种不同的文化讯息又一次开始相互撞击，这两种文化讯息近年来一直苦苦地纠缠着我们，在给予我们希望的同时使我们渺茫；在使我们渺茫时又时时露出希望的曙光。这就是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龃龉和对峙。 （二）为激进主义号脉 唐晓渡先生的文章高屋建瓴，笔意纵横，汪洋恣肆，酣畅淋漓。它不仅提出了一个非常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范畴“时间神话”，而且对于时间神话的构成、其中孕育的价值观念、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突出表现，都作了精彩的分析，读来回肠荡气。他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不再满足于从一般的社会政治学的角度，而是努力从哲学思想、时代思潮的角度，自觉运用观念史的方法探究文学史上非常复杂的精神现象问题。凭心而论，近百年来与我们生死攸关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现在看来是有些不正常之处，称之为病也好，称之为误区也好，反正我们不能再对它熟视无睹安之若素。中国文化与文学何以“大病缠身”，何以“走入误区”？唐晓渡先生的答案之一是：“时间神话”使然也。在唐晓渡先生那里，所谓“时间神话”“就是指通过先入为主注入价值，使时间具有某种神圣性，再反过来使这具有神圣性的时间成为价值本身”。持之以故，言之成理。不过我觉得很有必要再挖一挖线性时间观的“祖坟”。应该说，这种线性时间观并非肇始于现代中国，亦非肇始于西方近代物理学；它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日常语言结构和由之命定的思维结构之中，并不知不觉地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近代以来，西方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取向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对这种线性时间观苦恼不尽，反思不已。这就是说，线性时间观并非科学主义的直接产物。但它与科学主义的关系不可小觑，它们可是有血缘关系的近亲，而且19世纪风靡全球的达尔文进化论毫不犹豫地强化了科学的权威性因而也强化了线性时间观的真理性，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本文这里或后面提出的科学主义、包括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在内的进步主义、线性时间观、片面地域观等范畴，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但愿以后有机会说清楚）。我想在这里再补充一句，科学是个好东西，让我们有衣穿有饭吃有五光十色的世界看有美妙动听的音乐听，但它一“主义”，原来的隐疾就成了显症。科学一“主义”就一口咬定科学（当然是自然科学）万能，而且也只有科学才万能；科学方法是解决一切自然问题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的灵丹妙药；认定科学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价值源泉和唯一尺度。在这方面，深受其害的不仅是我们中国人，西方人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忍受它带来的负面效应。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我们有点冤：没有享受多少科技的成果，却不成比例地受到了科学主义的过渡伤害。外国人在吃肉的同时受伤害，我们啃窝头就萝卜条也受同样的伤害或更大的伤害，就显得有点天理不公。当然，不能把线性时间观当成一切问题的替罪羊，线性时间观在中国的确立也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给一些不学无术的人披上华丽的外衣，用唐晓渡先生的话讲，“是近代中国深重的社会／文化危机产物。”但它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经形成并发挥影响，只不过近代中国深重的文化危机进一步确立了它的权威性与真理性罢了，正象它在西方近代形成以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强化了它的权威性与真理性一样。正如唐晓渡先生所言，线性时间观强调了时间的“前方”维度（正象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的“前几天”“第三天”一样），把时间理解为有着内在的目的性和线性运动，它体现了强力意志，歪曲了时间与空间的密不可分的性质。这些都是线性时间观不能逃脱的罪责。 我想进一步补充唐晓渡先生的是：“时间的神话”是一切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当然也是文化激进主义的沃土（政治、经济的激进主义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线性时间观只是人们审视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才演变成了理所当然的真理，可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它永远只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假定，一个未经证明的前提，一个符合经验的惯例，一个随时可以加以质疑的公理。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以线性的时间观来看待世界上的一切，看待复杂的人类文化现象，当然也可以随时弃之如敝屣——至少从理论上讲可以如此。 在线性时间观大行于天下的时候，它的一母之同胞也大模大样地亮了相。那是一种让中国人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尊、咬牙切齿的同时又不得点头称是的一种（东、西方）地域观，我无以名之，姑且斗胆称之为“文化地域观”罢。这种建立在以成败论优劣、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基础上的地域观也有它自己的一连串未经任何证明的假定，那就是：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东方日出西方雨道是无缘也有缘；西方文化（至少是科技文化）比东方文化更优越，因为中国的四大发明毕竟没有抵挡住西洋的钢枪钢炮；西方对于东方的侵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化上的侵略。于是文章满天乱飞，名词纷纷出场：先是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后是后殖民主义，后少数民族主义……不知文人们在谈论这个话题时何所思何所忆，但它能满足一部分文人的精神需要，叫做悲剧情结也罢，称之自虐情结也罢。 这样畸形的线性时间观和文化地域观至少在中国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后果：第一是虚无主义（不仅是指民族虚无主义，而且也包括世界虚无主义），第二是进步主义（不仅包括逐渐进步主义——渐进主义，还包括激烈进步主义——激进主义），第三是唯“新”主义（当然也包括唯“后”主义）。这些都使我们深受其害而苦不堪言——全是我们自己找的。先说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已经成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似乎不来点虚无主义就不时髦不气派，就显着自己没水平没文化没有时代感没有现代感。特别是那些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认真读书（尤其是读古书）的人，更是如此。在他们那里，不仅中国过去的一切，人类过去的一切都是垃圾，而他们之所以指控它们是垃圾，理由也只有一个：它们是“过去”的。在虚无主义者那里，过去的不足为凭毫无意义，过去的一钱不值。 再说进步主义。进步主义的假定是这样的：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它根本否认任何非变化的存在，即使承认静止的存在也要在“静止”的前面加上“相对”二字予以消解——这使我们想起了“右派”与“摘帽右派”的老故事）；变化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进化，进化就意味着进步。这一系列的假定能否成立，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努力，更需要现实的证实。不管怎样，它还是再用那个线性的时间观看社会，并把一种不言而喻的正面价值注入其中。它或者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或者是隐隐晦晦地暗示我们：未来的就是好的，过去的就是糟的；未来是一片光明，过去是一片黑暗。把它当成痛苦的镇静剂，比当成严肃的文化研究更明智、更能证明它的存在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