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或文学研究方法自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大陆诞生之日起，至今已经步履艰难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早已有人预言，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如果这话果真被近百年来的文学理论批评实践所验证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一个“批评的世纪”，一向与理论批评格格不入或相互抵牾的“边缘学科”——比较文学已经或者将要面临何种局面或挑战？在以多学科整合研究和超学科考察为特征的当代文化研究大潮中，比较文学将如何得以生存？确实，对于文学理论的未来，已经有人作出了颇有远见卓识的预测（参见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中“导论”及有关论文，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公司1989年版），而且其中的不少洞见已被实践所证明。而对于比较文学在未来的年月里将如何发展演变，则未见到令人信服的著述，甚至有人倒对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持一种悲观或消解的态度。我认为，不管对之乐观或悲观，我们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毕竟已经存在于东西方的文化学术土壤中了，而且始终在纷纭变幻的文化学术气候下健康地发展着；它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则早已渗透到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本文正是本着推进和发展这一学科之目的，从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相互交汇、沟通对话以及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这门学科的未来景观作一预测和描述。 比较文学自身的挑战和历史演变 任何熟悉比较文学发展史的学者都不会忘记，比较文学在本世纪至少受到了本学科内部两次以上的挑战：第一次发生在本世纪中叶，当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比较文学进入大学课堂和研究机构后，首先在法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特征是致力于探讨事实存在的文学的接受与影响，但这种模式却一度被法国学派推向了一个不恰当的极端，其实证主义的刻板的“科学性”使得比较文学所应当具有的文学性和审美愉悦性黯然失色。毫无疑问，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的草创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过分强调文学研究的实证性和科学性必然会以失去其审美特征的分析和文学形式技巧的探讨为代价，从而模糊文学和科学的界限。因为文学毕竟不同于科学，尽管文学研究需要从科学的方法论中接受启迪，但文学的对象首先是人，它的鲜明的人文特征是任何科学研究都难以替代的，因此当雷内·韦勒克于50年代后期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届年会上发出“比较文学的危机”之警告时便得到大批学者的响应，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文学学术研究关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参见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中译文见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第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这种价值和质量实际上就是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丰富的审美性和愉悦性。作为文学学术研究一分支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说，第一次挑战取得的成果显然是积极的，它打破了长期以来法国学派及其影响的研究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导致了以平行研究和文学文本的美学形式分析为特征的美国学派的崛起，为后来的“三足鼎立”之格局（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苏联学派共同主导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美国学派的崛起也为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这并未能根本改变后来更为霸道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价值取向。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成立自然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的学科化和机构化，使得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者有了一个可以互相交流切磋乃至对话的场所和论坛。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在协会成立的头二十几年内，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在作祟，所研究的课题并未涉及广大东方、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和文化问题，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由协会主持编写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事实上，直到90年代初，才由熟悉中文的佛克马教授率先在其主编的《后现代主义》分卷中突破了这种思维模式。现在，这一工程浩大的研究项目终于吸收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东方和第三世界的代表，研究的范围也越过了西方的疆界。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东方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早已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但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的眼中，“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见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第1页，纽约：同代丛书1979年版）。因而东方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东方本身，而取决于它所展现在西方人眼中是何种形象，也即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永远只能是一个“他者”(other)，而他者的地位就理所当然地退居边缘。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和文学遗产的中国文学的成就视而不见，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封闭和与世隔绝，另一方面显然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冷战”策略和殖民主义的“东方主义”视野所致。东方国家的日益强大，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使得广大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和文学逐步从边缘步入中心，对业已形成的“西方中心”之模式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结果，比较文学研究的机构也相应地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包容。可以说，现在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已经真正成了一个能反映全世界范围的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机构。比较文学研究内部经历的第二次挑战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中心东移的过程，但是这种东移并非那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的单向度运行，而是一种“播散形”的，即由原来单一的“西方中心”为主导（在这方面，所谓“苏联学派”不过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它的影响并未超出东欧）过渡到真正的多元共生的新的“三足鼎立”之格局：以法国为中心的重视经验研究以及重视接受与影响考察的欧洲学派，以美国为中心的强调美学形式分析和平行理论阐释的北美学派和以中国、日本和印度为中心的致力于跨东西方文化传统研究和学术理论对话的东方学派（参阅拙作《走向比较文学的新格局》[Toward a New Framework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Camdian Res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第21卷第4期，1994年）。至此，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研究格局内部机制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