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业已成为九十年代的一个膨胀的神话。他几乎被视为唯一的弘扬“终级价值”的，有理想和追求的“巨匠”而“君临”当下的文坛。他被视为一个孤独的、寂寞的反对流行文化的英雄，一个超越的，狂放地寻求“崇高”的大师，一位赐给这个“失掉信仰”的时代以“神示”的超级巨星。我们不断地在传播媒介中看到对张承志的热烈的赞颂。一家流行的报纸耸人听闻地报道“《心灵史》是1994年许多学生激赏的作品”。而另一家时髦的杂志又称张承志为“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他的小说及散文因为“时髦”而摆上街头的书摊。张承志已经和李春波、老狼、王志文等人一道，成了一时间最为时髦的“文化英雄”。而张承志作为后新时期的“文化英雄”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他乃是以反流行的形象成为部份人的偶像的，是以拒绝大众的激进而慷慨的呵斥与指责赢得一些人的欢呼的。他越是超越而且愤愤不平，越是强调他的神秘诡异的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沙沟派的信仰，越是受到他所指责的世俗文化的狂热欢迎。这似乎是一个颇为难解的喜剧式的景观。而张承志也正是以站在这个时代的对立面的形象变成了这个“后现代”与“后殖民”时代的最佳的表征，变成了市场化与消费化的文化潮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张承志的巨大的成功？还是一个尖刻的“历史的讽刺”呢？ 张承志的神话的中心是一个异常宏大的二元对立式的戏剧的场景：一个孤独的、向往神圣的英雄与一个庸俗的、堕落的时代之间的一场史诗式的搏斗。在这里，英雄用“启示录”式的神秘的、庄严的语言宣谕着“清洁的精神”，而堕落的时代则以一切方式打击着英雄的信念，用粗俗、噪杂的声音淹没英雄的“崇高”。在这个伟大的故事里，英雄如同捉妖打鬼的神话人物，而这个时代则似乎象是充满诱惑的撒旦了。摆在街巷书摊上的《荒芜英雄路》的《后记》中，张承志向人们宣谕 “逆着红尘滚滚、人欲横流的时期，我的小船又顶着风启航了。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我命定如此，我命定要填充一种空白。 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当你们感到世俗日下没有正义的时候；当你们听不见回音找不到理解的时候，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候——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学。” 大众听到了一个“神”的声音仿佛从渺远的天际传来。这是一个“解除神秘”的时代里的最后的神秘。 在这里，自然张承志的个人信仰值得人们尊重，但他的姿态和诉求恰恰最好地适应了这个时代的某些文化消费的走向，他的充满“终极关怀”的“神”的宣谕也并未脱离当下的世俗文化。张承志的“流行”并非这个时代中不可理解的“奇观”，而不过是“后新时期”缤纷而混杂的文化景观中的一个小小的点缀。张承志恰恰以一种后现代的“崇高”变成了变幻的媒体的舞台上有趣的献演。 这种“崇高”一方面来自于张承志和媒体同步的对于他的假想的“隐含读者”的精确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正在高速成长的中国社会中所出现的新的文化消费的群体及其趣味。张承志／读者间的“位置”早已被这个时代写定了。张承志的表意策略的前提和基础始终是将自身定位为一种“崇高”的信仰的化身，购买和阅读张承志的本文，也就直接地购买和阅读了“崇高”本身。张承志始终在“询唤”他的读者，将他们划入一个隐秘的、行会式的特选群体之中。他在《张承志回民题材小说选》的《自序》中玄妙地指出：“当历史流到今天，当二十世纪末的人们为种种问题苦恼的今天，我想也许甘宁青的回民的黄土高原里有一把能解开你的苦恼的钥匙。只要你怀着真诚，只要你懂得尊重，也许最终感到被解脱，被理解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你自己”。在《荒芜英雄路》的《作者自白》中，则同样玄妙地指出：“朋友问我：你用什么争取青年呢？我不知道。我只有我的意义和语言。青年他们，如果他们有青春就应当寻找，而不应该由谁争取。（此处的“青年他们”一语，语义欠明，似为排印误植所至——张颐武注）我只是相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与我相遇。” 在这里，既有对读者的承诺和取悦，又有居高临下的训导，二者通过一种微妙的修辞策略取得了平衡。这里承诺了对于二十世纪末的种种问题可以有一个如是单纯清楚的解决，而迷途的读者一旦阅读这一本文，则会获取到“真诚”和“尊重”从而得到“解脱”。与此同时，如果要“寻找”而“有青春”就要与他的“书”相遇。这里的表述极为精妙地对读者进行了有效地把握和开发。一旦读了他的书，既可以进入“崇高”又可以使当下所遇到的种种难题获得某种“想象性”的解脱。他的“以笔为旗”，却是在旌旗招摇之处，幻化出对于他的“隐含读者”的把握能力。 这一“隐含读者”群落乃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及跨国资本对中国的投入而出现的“白领”中的一部份。而这一社会群体的文化取向正在支配着我们社会的文化的需求与接受。在这里最为明显的标志乃是一种高级文化的前所未有的复苏。于是，高雅／通俗的界限已被化解，而这种化解正是“白领”崛起。所谓“白领”乃是一个城市中收入及教育水准都相对较高的由公司族、技术人员、文化从业人员等所构成的庞杂而模糊的存在。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也是时代中的小康者。他们对于“高雅”的消费有强烈的要求。目前的大众文化已远非《渴望》为代表的以底层平民的文化要求为中心的“必需品文化”，而是以《过把瘾》为代表的“奢侈品文化”的崛起。这种文化混合了一种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它适应白领的温和内敛的特征，因为白领渴望在现有的社会中发展和提高自已，因此对于普遍的社会价值有强烈的认同，对于“后新时期”的实用精神有强烈的认同。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变的时期，“白领”的强烈的上升欲望尚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因而有一种“适度的反叛”的价值选择也同样成为他们的认同所在。他们需要以这种选择来对现实的困扰加以超越。而张承志最近的“流行”正是“白领”接受者的强烈需求的结果。“白领”一方面紧随时尚，被大众传媒引领着向前走，但又时时急于表现出对“大众文化”的拒绝。他需要通俗，也需要高雅。张承志时时恐惧“大众”将他抛弃或遗忘，殊不知大众仍需要有人对之进行“斥责”。当通俗的文化满足了他的无意识之时，这种“斥责”却满足了他的“意识”。一个张承志的崇拜者固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如同他那样信仰伊斯兰教哲合忍耶的沙沟派的神秘教义，也不可能象他一样激烈。但他们却可以欣赏这种神秘和激烈。他们不可能跟随他前往一条朝圣之路，却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种虚幻的“崇高”。这种“崇高”的超越性为他提供了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的幻想的超越。这种超越使他面对的众多现实问题得到了某种高远的想象性的解决。张承志的信仰与超越的“崇高”是远离“后新时期”文化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他的神奇般的本文中只有玄远的不着边际的，超越得极为渺茫的承诺。尽管张承志承诺给了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最有效的拯救，但他却如同精神分析一般，将我们在现实中受到的压抑和不可企及的欲望都化为一种想象的解决，使它们不再投射在现实之中了。因此，张承志在斥责大众的时候却迎合了他们。这似乎是天真的人们所根本无法想象的。张承志正是“白领”读者的“适度的反叛”的一部分，它无妨于“白领”以实用为主导的价值与生活方式，而成了他们的对于神秘诡异的“奇观”的满足的一部分。这正是张承志被一些人视为时代的“文化英雄”的关键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