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我参与过那时的文学启蒙运动。那时所面对的，是十年“文革”所造成的文化沙漠。那时有启蒙热情的文化人，等于在灌溉荒漠、植树造林，是频频地做加法。先是“伤痕文学”，稍后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样一路加下去，逐步提高着层面，加重着深度，并从算术级数的增加，扩为几何级数的增加，一直加到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道主义、主体性……最后达到了满溢层度，结果在80年代中期，一批文学家站出来，表示了他们那“文学就是文学”的态度，他们相当成功地使文学不再与政治，与社会重大问题，与公众关注相勾连，他们提倡纯文学，进行各种大胆的文本实验，搞语言颠覆，每一种新的叙述方式的出现，都使他们爆发出阵阵欢呼；那是文学主潮脱离启蒙的时期，是“新潮”、“先锋”的狂欢节。 到了这90年代中期，似乎启蒙的使命又呼唤着文学。 一般来说，当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坎儿”上时，便会出现一个启蒙的热潮，会有不少文化人热衷于启蒙的呼号与操作，文学必是其中的活跃一角。 没想到仅仅十几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举世瞠目的景观。现在中国的社会面貌，特别是文化面貌，不仅不再是沙漠或幼林，而是呈现为混生林般的杂芜，有的局部，甚至已是凶险的热带雨林。据说四川一隅有一处叫黑竹沟的地方，那里的热带雨林神秘莫测，杂树乱生；云雨无常，毒蛇蹿行，奇兽出没，怪溪险谷，瘴气氤氲；在有的文化人眼中，现时的中国文化生态，包括国人的心灵，已“疯长”到类似黑竹沟的程度，因此，如今的启蒙工作，应不再是加法，而是要痛作减法，而且不是作一般的减法，应当来一番大砍大杀！ 依我看来，新的文化启蒙，确可提到日程。但怎样启蒙？却显然出现了两种大的互逆走向。 一种，可称为文化冒险主义的盲动。如上所述，在这样的人士看来，中国的文化现实，可以一言以蔽之：堕落。堕落也就是不洁，因此要实行“清洁”、扫除、涤荡。面对90年代中期文化的“杂芜”景观，他们呐喊“烧荒”，就是主张将“长得乱七八糟”的“野林”，一片片，乃至于一次性地加以芟除，烧成干净的垦田，然后一律栽上他们所认准允许的“清洁”作物。 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文化机制，当然既要作加法又要作减法，有时还要作乘法或除法，甚至需要很复杂的运算与引育。但是，总的来说，应遵循其发展的自然规律。这规律便是以尊重人的思想、言论、信仰、创作自由为基点的多元并存、多元竞争、多元整合，好比热带雨林，大树有大树存在的道理，小树也有小树存在的道理，藤萝、灌木、蕨草、苔藓乃至“泡沫”般生灭的菌类植物，也都有存在的道理，当然林中的各种飞禽走兽，也都有其存在的道理，这样丰富多彩的景观，显示着宇宙的生机、生命的尊严。对这种多层次多形态多取向多性格的热带雨林的共生互依的景象，我以为首先要立足于喜爱、保护、促进其进一步繁荣。那么，就一任其生灭，不能作减法么？上面已说了，该减时要减，比如有的热带雨林中某种虫子过多，专啮食某些树木枝叶，造成大批坏死，那么，如能进行人工干预，就一定要去作减法，或施放药物，或引进那种虫子的天敌，以保持雨林的平衡发展；有时某种大的动物孽生过多，也会造成雨林的灾难，于是适当捕杀，也便成为必作的减法。文化冒险主义者的偏颇失当之处，不在于他们主张作减法，而在于他们认为整个热带雨林太混乱，太杂芜，太古怪，太不规整，太不洁净，因此他们恨不能整体芟除，完全实行“烧荒”。 9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化状态，确实变得杂芜了。市场经济使计划经济下带有神圣性的多类文化品种，包括文学，显示出了赤裸裸的商品性，比如连国家电视台在严肃至极的《新闻联播》前后，也播出种种不仅软性，甚至是相当庸俗的商业广告；报纸的周末版、月末版越来越走消遣消闲的路子，报纸副刊每天推出“文学泡沫”；出现了书刊发行的“二渠道”，并日渐强大；街上出现个体书摊，从钱钟书、张中行的书一直卖到琼瑶、温瑞安，有的“越线”贩“黄”、贩“黑”；作家们因为有了《著作权法》，脸皮增厚心眼变活，公然四处讨要转载的稿费，跟出版者侃价，要债要到了国外，从国外出版商那里要到外币的事居然被报纸当作正面新闻发表……说来更令人长叹息的是，那些鼓吹“烧荒”，欲求“清洁”，呐喊着宣判别人“堕落”，宏扬他们那反俗世理想的人，也还是在登满甚至是整版的商业广告，版式设计与操作方式更充满市场气息的“不洁”园地里，发表着他们的文章。 是的，俗世确实不洁，确实存在着不争的堕落现象与丑恶思想。官方依据法律和法规作着减法。有时采取很严厉的突袭式手段——这说明法律和法规很不健全，可钻的空子太多，不得已只好依然用“运动式”。社会各界以呼吁、讨论、批评、鞭笞等各种手段形成舆论，促进新的立法与严密已有的“游戏规则”，并构成道德约束和良心张力，以消除明显的害虫，营造良性的生长机制，这也都是维护新的人文群落健康发展的有力因素。 主张“烧荒”者，仅仅作为一种言论，我以为也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他们在自己所在的领地里，芟林烧荒，栽种他们的理想品种，更无可厚非。但是，他们的似乎急欲将一己的理想强加于人，并引逗出社会性的操作，构成一种侵略性的“烧荒”行为，这就不好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指出，这是一种文化冒险主义，具有负面的破坏性。 在这中国的90年代，我是主张直面俗世的，我也认为俗世的森林中确有不洁污秽之物，我当然会提醒采蘑者，千万不要采食毒菌；我会奉劝入林者带上蛇药；我甚至会阻拦未充分作好探险准备的人士进入黑竹沟那样的地方；如果一处林子里闹虫灾，我会参与喷药……但我的总体态度是护林。我不主张“烧荒”，尤其不主张大面积乃至全盘性的“烧荒”，我反对文化冒险主义。如果确又处于一轮新的启蒙运动，我主张吁请尊重文化的多元格局，实践文化建设主义，亦即文化护林主义，其精义便是，只芟除公认有害的几元，而尽可能使其余众多的文化元在亲和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