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文艺研究 笔者认为，从自我崛起，经个人假象，而消解于大众市场，是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文化主体的生存轨迹。本文努力揭示这一生存轨迹，以此提供一个对当代中国文化现状的解释模式，并尝试性地对当代文化主体自我迷失进行文化批判。 一 在当代世界文化的背景上，由于我们民族的当代命运的要求已经超越了向她历史上某个理想化的时代的单纯复归，而发展为面向未来的文化整体性重建，那么，“自我走出来为民族承担命运”，就是我们年轻一代不可逃避的使命。在这个使命中，历史加给我们的重担，不再是承嗣祖业，而是开创未来——正是未来提供了自我的绝对价值并构成自我的唯一实在。在直接酝酿于文革时期，8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的新诗潮运动中，我们就看到一个新的形象——自我。 无可怀疑的是，我们告别历史的愿望来自于对昨天的怀疑。新诗潮所表现的自我主题首先就是这种怀疑精神。这种怀疑最初不是产生于眺望了重新开启的国门外的大世界而萌发的追赶先进的紧迫意识，而是产生于昨天的最神圣的献身不但没有实现为一次伟大的革命，相反在根本上的愚昧和盲从中，投入了一场连受害者也难辞其咎的，对于一个民族几乎是自杀性的大灾难。因此，这次怀疑首先是内在的，是切身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能的。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尤其是手抄诗，就是这种怀疑的先声。它呼出的是对于生存所必需的真诚、理解、爱情、尊严、同情，甚至生存权利的渴望。但是，这次怀疑毕竟是在国门开放的前夜孕育的，随着国门的开放，它必然要延伸到整个当代世界对人的生存现状和人类幸福的关注与展望。当手抄诗在新时期发展为以朦胧诗为主体的新诗潮，它的怀疑主题不仅没有消逝，而是在世界性的现代危机意识中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强化和拓展。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这一代》）。在自我存在的意义上，新诗潮创造的朦胧品格所包含的主题，一方面是怀疑，另一方面就是寻找。如果说，怀疑只有通过对寻找的激发才能实现为生产，同样，寻找只有出于怀疑才能成为真正的探索，那么，在怀疑成为自我生命的血液的同时，寻找就成为自我存在的命运。当代中国自我的寻找，由于参照或参与了现代世界性的对“我是谁”的末完成的自我身份确认，更进一步讲，由于参照或参与了构成现代意识主题因素的“发展意识”，一种列奥塔称为对主体施加了更大压力的“关于现在的时间的意识形态”运动（让一弗朗索瓦·列奥塔《非人》第6页，英译本，保利特出版社1991年版）。因而必然是急迫而仓猝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短短的10年时间，它检索和尝试了近百年的世界历史，甚至更为广泛，并且，操作方式不可避免地由对生存境遇的切身体验转而成为一切可能性的无机试验——当然，被试验者也是自我。需要指出的是，自我主义的试验远不止于诗歌领域或艺术界，而实际已是当代中国主体的基本生存形式之一。 在怀疑与寻找的根本统一中，当代中国自我达到了它特有的反叛传统和权威的历史深度，从而与整个世界现代历史对人类个性的要求相呼应。人类的现代史就开始于这种意识形态的革命和自觉，即，人类的历史不再可能由传统和代表传统的权威来承担，必须由普遍发展的独立的个性来承担。独立的个性将达到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是超越一切传统和权威的。现代艺术作为现代史的先锋行动，它表现的前所未有的解放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个性的全面扩张，而且在于它对无限可能性的追求和开拓。因此，现代艺术成为人类空前广泛的试验和努力。现代艺术的反叛风格和整个现代史的“发展意识”是统一的。正是在两者统一的基础上，中国当代艺术（尤其是文学）对自我的表现和开拓，在根本上超越了对个人或“小我”的自爱自怜，而具有空前强烈和沉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且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主体性内涵。我们完全可以从中感受到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一去不复返”的前驱之士的豪迈和悲壮。在当代中国历史的背景上，自我所承担的民族命运，就是世界或历史的未知和来自于未知的紧迫追问与要求。 二 但是，当代中国自我的自觉追求却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根本性的历史迷误。如果说，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处境对自我提出了主体性要求，即，“自我走出来为民族承担命运”，那么，这种要求被现代西方自我意识的引入必然地强化了，而且，由于我们民族特有的急功近利，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绝对主义，使强化本身成为对现代主义的随心所欲的误读。在当代中国自我的眼中，不仅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海明威，而且卡夫卡、贝克特、塞林格都是自我成功的英雄。我们接受尼采“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却忽视了他关于“虚无主义的降临”的预言（尼采《权力意志》第3页，英译本，兰登书屋1963年版）；接受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自由”，却不理解他的基本贡献在于揭示了“自我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第9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在强化和误读中，历史对主体性的要求，被转化为主体性无限制的自我进取，并以“人道”的名义把它演化为20世纪末斯后现代主义语境边缘最浪漫的自我乌托邦。 自我乌托邦把我们带入一种“新时代的喜悦”中。新时代的喜悦是对我们可能的历史成功的超前预支。它在对历史的仪式化的抽象中，不仅没有实现告别历史（或父亲）的自我承诺，而且把新时代扩张为历史碎片无约束的狂欢。传统成为碎片，历史的深度被瞬间穿透而消逝，正如我们在油画《在新时代》（孟禄丁、张群）中看到的一样，当代自我在历史废墟前的沉思并没有达到他的理想之维，所谓探索成为穿越历史时空的自由嬉戏，新的“思维模式”和“观察框架”没有如期而至，我们在这成功就是失败的虚无中重新面对刚才告别的历史。但是，回归已经不可能，所谓寻根，既没有缝合文化根源的断裂，也没有回到事物本身，所收获的不过是斩断根基的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的无可安慰的乡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