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文学又面临着新的危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危机原因进行专题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试略陈管见。 总体而言，这次文学危机是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现在来看一看这个“背景”是如何触发文学危机的。 过来人都知道，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都由党和政府严格调控，“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紧紧围绕这个中心紧张有序地运转，形成一部严整精密的大机器，每一项领域，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公民，都无一例外地是这个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个“机器”上，文学（艺术）被视为阶级斗争的桥头堡，排头兵，晴雨表，赋予特殊的地位，受到特别的重视，同时也受到严密的监控。那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党的最高领袖，常常亲自发讲话，作批示，甚至直接发动文艺批判（斗争）运动。这种“计划”体制，曾经由于政治的极左，使文艺陷于被扼止的窒息状态。 80年代初、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但“计划”体制仍在运行，文学在这种体制中的特殊地位还保持得相当稳定（特别是初期）。由于政治路线的端正和思想的解放，这一时期文学（艺术）正处在发展的旺季，并无“危机”之忧。 自80年代中、后期起，经济改革由农村向城市深化，商品生产（当时“市场经济”尚不被认可）日益受到重视，社会结构开始巨大调整，到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及随后的中央十四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得到确认。无论在理论认识还是社会实践上，这都是一次历史性巨变。当然，它还远没有完成。 这一历史巨变意味着—— (1)党和政府不再无条件地充当整个社会的主宰； (2)商品、市场，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 (3)政治中心论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4)社会经济成分由公有制独占转向多种所有制共生互补。 这是一个积极却又十分严酷的现实。原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机器的每一个部件，每一个螺丝钉，都必须重新认识自己，重新确定自己的价值，重新选择自己的位置。其中充满着希望，也充满着矛盾和痛苦。狄更斯《双城记》开头有一段话很适合表现这种现实： 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前面有着种种事物，人们前面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奔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这种严酷的现实，对精神文化来讲发生着正负两个方向的影响。从消极面来看，它确实对文学的健康发展造成种种不利因素。 首先，它无情地迫使文学不断地边缘化：随着政治斗争中心的破除，转向社会结构的边缘；随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退至政治生活的边缘；随着视听艺术的发展与普及，又紧缩到艺术圈的边缘。总之，社会不再关注文学，人们不再期望文学；文学也不再风风火火，不再引发社会轰动——她虽然并没有被彻底遗忘，但确实大大地被淡化了！除了专业作家，专门学子之外，一般的人们大约只有在走出“市场”的饭后茶余或睡眠之前，才有可能想起来，偶尔地翻一翻，读一读。在文学领域，通俗文学由于它的休闲娱乐功能，更适合在市场经济中紧张忙碌的人们的心理需求，又占据着大部分的空间，雅文学则只能生存在文学领域的边缘；更为不妙的，是那些诉诸理性和抽象的理论批评，它们更少有人问津，不得不屈居边缘的边缘。 其次，它无情地迫使文学主体（作家和理论批评家）不得不面对“市场”。在这个美丑胶着、善恶扭斗的转型期，那些文化精英本应以人类灵魂家园坚定的守望者、建设者，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然而由于物价猛涨、薪金微薄、生活拮据，他们几乎无有例外地陷入“为稻粮谋”的困境。民以食为天，首先谋生存，然后才能求发展。为了坚持“正业”，他们（特别是理论批评家）只好先向“正业”之外廉价出卖劳动力，既浪费了时间，更挫伤了精神。这种受挫伤的精神又反过来影响精神创造，造成恶性循环。在进行“正业”的时候，也要考虑与“市场”接轨——要能够出版，否则连那不成比例的微薄稿酬也收不回来。谈到出版，又牵涉到读者问题，实际上是读者的接受程度决定着作品能否最终问世。因此与“市场”接轨也就是与读者“接轨”。诚如一位论者所说：在商品意识四处渗透的情况下，作品的生存左右着作家的生存，同时也左右着刊物和出版机构的生存。尽管作者披荆斩棘探求艺术新路，尽管作品掘地三尺栽种有深度的思想，但如果为读者冷漠对待，还有几个富有侠义心肠的出版机构愿意仗义印行呢？而作品无法出版，又有多少作家能够继续对艺术披肝沥胆（注：何龙：《追踪文学新潮》，第148页，花城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理论批评也是如此。一些批评家公开承认，他们只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制造被称为文学批评的“商品”而已。许多人的写作标准是：群众认可、庙堂点头、市场好销。这样的“标准”，只能把写作主体的艺术个性、思想个性削光磨平，严重地影响着优秀佳品的创构。品质低下者，不择手段为谋钱，于是剽窃、造假、炒作……恶行劣风，暗行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