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00)03-0006-05 梁祝文化已经发展了1600多年，从晋至隋唐的传说，宋代的诗词，元、明的戏剧，清代的歌谣，现代的戏曲、影视、小说、音乐、舞蹈等，形式五彩缤纷，在中国文化史上争奇斗艳，在世界文化领域光彩夺目。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尽管唐宋元明清时已有学者偶作评论，如晚唐张渎《宣室志》、宋代张津《四明图经》、元代刘一清《钱唐遗事》、明代徐树丕《识小录》、清代吴骞《桃溪客语》、翟灏《通俗篇》、焦循《剧说》等，然均未形成专题研究。真正对这份文化遗产进行理论研究，则始于本世纪初。随着对梁祝文化研究的开展，梁祝文化在近100年中发展更为迅速。本世纪梁祝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三个高潮。现综述如下： 一、“五四”时期承前启后的梁祝文化 20世纪初，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我国民间文学呈现了全新的生机和活力。以科学的方法搜集民间文学作品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1918年2月，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教授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发出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北大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发动全校师生并联络全国学校、报刊广为搜集。由于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所发起的歌谣学运动是在“民主和科学”进步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因而具有革命的意义，当时在北大的李大钊、鲁迅也参加了这个运动。1920年12月又建立了“北大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创办了《歌谣》周刊。钟敬文率先在该刊发表了流行于海陆丰的“梁祝”歌谣。1925年10月以后，《歌谣》周刊归入《国学门周刊》（后改为“月刊”）。随着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在全国较大规模的开展，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也应运而生，钱南扬、顾颉刚、冯贞群、谢云声、马太玄、刘万章等一批专家学者曾深入实地，采集“梁祝”资料，考察“梁祝”古迹。如钱南扬在1925年秋考察了浙江宁波的梁祝古墓、庙，写下了《宁波梁祝庙墓现状》一文。这是较早的最为详尽记述宁波梁祝古迹的文章，为以后考证“梁祝”故事的源流留下了很宝贵的资料。1926年12月，北大《国学门月刊》第三期发表了钱南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冯沅君的《祝英台的歌》。 钱南扬自对宁波梁祝古迹考察后，对梁祝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发心收集祝英台故事的材料”，“各处托人代为寻访”。[1]在当时“歌谣”和“民俗”搜集整理高潮迭起的背景下，他的“寻访”很快得到了各地学者的响应。其后三四年中，全国各地的梁祝资料不断汇集到钱南扬处。1929年，容肇祖从顾颉刚来信中获悉钱南扬有一大批“梁祝”故事材料，即催促钱先生尽快编印。为进一步收集，1930年1月，钱南扬又在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九十二期上发出了《关于收集祝英台故事的材料和征求》的启事，在短时期内又征集到一些梁祝资料。同年2月，《民俗》周刊第93至95期合刊出版了钱南扬主编的《祝英台故事专号》，共发表16篇文章。其中容肇祖《祝英台故事集序》列举了11个例子，对祝英台“女扮男装”的历史渊源和佐证资料作了认真的考证。钱南扬《祝英台故事叙论》，则是现代梁祝研究中最早对梁祝故事的发生、发展及流传进行比较全面论证的文章。认为故事大致发生于晋末至南北朝梁元帝150年间；故事情节的不断丰富是人们不满足“简单的情节”，而不断“增饰附会”，以至“同冢”、“化蝶”；故事的流传地域十分广泛。专号中钱南扬还对词曲中的祝英台牌名和各种梁祝唱本，以及与顾颉刚一起对戏曲中的梁祝故事进行了研究。顾颉刚的《华山畿与祝英台》一文，引录了明代徐树丕《识小录》中《华山畿》、《祝英台》、《梁山伯》有关文学。这是后来梁祝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三段文字。不过，顾先生未在文中加以分析研究。刘万章《海陆丰戏剧中的梁祝》对广东海陆丰一带地方戏“梁祝”进行了细致的评析。黄朴撰文对花鼓戏中祝英台与秦雪梅故事进行了比较研究。马太玄则对地方志中梁祝故事进行了考证。阮君搜集了梁祝歌谣，谢云声、袁洪铭分别介绍了一些地方的梁祝传说，并对祝英台的渊源作了考证。《祝英台故事专号》是“五四”时期梁祝研究的主要成果的集中体现，开创了本世纪梁祝研究的先河。 这一时期，梁祝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上海天一影片公司1926年拍摄的无声电影《梁祝痛史》。这是我国第一部“梁祝”电影，也是梁祝文化第一次突破传统的表现形式，运用了先进的科技手段，成为中国早期影片之一。影片由邵醉翁导演，胡蝶、金玉如分别饰演梁山伯、祝英台。影片放映后，引起了轰动。后来有人作了评论：“那时中国新文坛上正在提倡民间文学，邵先生也以为民间文学是中国真正的平民文艺，……真正能代表平民说话，能呐喊出平民心底里的血与泪的，唯一只有这些生长在民间流传在民间的通俗故事。”[2]其后，天一公司又拍摄了孟姜女、牛郎织女等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电影，因为“它们都是取材于民间传说故事和传统通俗小说，故事和人物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与当时盛行的社会片、爱情片相比，更使人感到既亲切又新颖，因此受到欢迎，获得营业上的成功。”[3] 继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以后，北京《晨报》副刊的《学园》，杭州《民国日报》副刊《民俗周刊》，《东南日报》副刊《民俗》、《民间》，《妇女与儿童》月刊，宁波的《民俗旬刊》等，也发表了一批关于梁祝传说、歌谣、戏曲及理论文章。各地由此掀起了一场“梁祝热”。这一热潮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特别是戏剧舞台上，越剧、粤剧、豫剧等几十个剧种竞演“梁祝”戏。尤其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马樟花、范瑞娟、傅全香等，从30年代演起，通过不断改革创新，终于使越剧《梁祝》取得空前成就。 这一时期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不但发掘了不少“梁祝”的历史资料、故事、歌谣，而且对本世纪的梁祝研究起了先导作用，为后来梁祝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建国初期百花齐放的梁祝文化 1949年7月，随着全国首次文代会的召开和中国文联的成立，文艺界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文艺，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遗产”。1950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同年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广泛地收集、记录、刊行地方戏、民间小戏的新旧剧本，以供研究改进。”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制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方针。50年代，各地大规模开展了民间故事和歌谣的搜集整理，这些都为梁祝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1950年7月，王亚平发表了《民间艺术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对民间故事“梁祝”进行了评论，并提出建议：“把全个故事有艺术生命的部分保存下来，改写成剧本和唱词，都一定能受到群众的欢迎。”[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