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 文化研究近来颇有些声势，在西方自世纪初韦伯和齐美尔的社会学，后经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到了80年代已蔚为大观。文化研究已经超越了学科界限，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各个大学相继开设了文化研究的课程，相关的研究机构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成果更是令人瞩目。中国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也煞是热闹，承继80年代的文化热的余音，以及西方文化研究的感召，文化研究集中在审美文化、大众文化和媒介文化等层面上，起步虽晚，声势颇为浩大。 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历来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路径，一如哲学上的大陆理性主义和英美经验主义之分，前者更加关心理论范式和范畴的确立，后者更倾向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实证性考察。美学上两种路径往往被称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费希特）。反映在文化研究上，前者（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通过哲学、社会理论层面的探索，深入到现代文化种种问题情境之中；后者（如哥拉斯格小组）热衷于媒介和传播的具体事件的实证分析，并不关注宏大理论系统的建立。两种路径各有千秋，但局限显著。于是，“第三条道路”便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合理选择。说实话，文化研究经过多年的经营几乎无所不及，大到政治制度和权力，小到“随身听”的专题研究。那么，如何选择更具包容性又不失具体个案性的文化研究，便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一方面，90年代兴起的视觉文化研究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它不仅昭示了文化研究新的细分，同时也反映出文化研究新的综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视觉文化研究异军突起，不但体现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扩展，而且也是对已有的种种文化研究思路和方法论的一种新的检视和考验。 在西方学术界，“语言学转向”（罗蒂）口号一出，诸多“转向”接踵而至，诸如“后现代的转向”、“美学的转向”、“批判理论的转向”、“解释的转向”等，不一而足。“语言学的转向”已在表明哲学思考正在从意识、精神等主观现象的研讨，转向构成这些现象不可或缺的客观要素之一——语言——的分析。60年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盛极一时，文本、语言、句法等概念的泛化，大有将人类一切文化活动皆归之于语言范式的劲头。毫无疑问，语言学的转向的确为文化研究助了一臂之力（巴尔特是一例），但语言学转向中暗藏的“语言中心论”的霸权主义却被忽视了。随着后现代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的崛起，语言中心论在遭到批驳的同时，自尼采以来的西方思想的另一种传统被激活了。所以，自80年代以来，“语言学转向”正在被一种新的“转向”所取代，即“图像的转向”(the pictorial turn)（注：Mitchell,W.J.T.,Picture Theor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11-35.），“视觉的转向”(the visual turn)（注：Shohat,E.& R.Stam,"Narritivizing Visual Culture",in N.Mirzoeff,ed.,VisualCultural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8,p.45.），或者说，从语言为中心的文化，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这个转向实际上不过是“后现代转向”或“后结构主义转向”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而已。 关注视觉性 从西方思想史角度说，语言对形象的优越始终和理性崇拜密切联系在一起。将人视为“逻各斯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这个界定本身就隐含了某种深义，那就是语言优于形象，话语高于图形。这种传统又是和西方一以贯之的“语言中心论”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以现代性／后现代性二元对立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时，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历史线索便赫然呈现于眼前。 后现代“转向”出现伊始，流行文化兴起是助了一臂之力的。伴随着波普艺术的流行，视觉性和视觉图像逐渐夺取了文化的“主因”的显赫位置。从影视到广告，从杂志到MTV，从建筑到造型艺术，视觉图像及其“权力”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渗透，导致了视觉图像的霸权渐趋形成。以至于有人得出结论说，“后现代主义标志着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视觉形象和那些并不必然是视觉化的事物的视觉化获得了如此之巨大的加速度，以至于形象的全球流通变成了自身的目标，这种传播在因特网上高速进行。”（注：Mirzoeff,N.,An Introduction toVisual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9,p.8.）作为这种前所未有的影像文化的预言家，本雅明、麦克卢汉和彼德里亚，师徒各自均有人所共知的论断。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西方思想史，那么，就会发现这种文化的始作俑者是尼采。他率先对西方文明中理性至上进行了发难，鼓吹感性的审美生存方式来抵抗理性的强暴。这或许可以视为对眼睛和视像合法性的有力证明。及至海德格尔，那卓越的“世界图像时代”隐喻，道出了某种值得深究的社会转变：“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注：《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第899页。）“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也即图像就是世界及其认识世界的方式，当日常生活中一切事物都被视觉化时，这个时代也就是“世界图像时代”了。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再到利奥塔，这个主题被进一步深化了。在后现代的理论建构中，利奥塔将“话语的／图像的”二分，演绎为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后现代的二分，亦即现代是理性的话语中心的，而后现代则呈现为感性的图像中心的。透过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再到利奥塔，视觉性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凸显出来，也占据了哲学思考的前沿。米切尔更有详尽的描述，“图像的转向”，在美国哲学中体现为皮尔斯的符号学，以及后来古德曼的“艺术语言”中；在欧洲思想界则呈现为现象学对想像的青睐，德里达对“语言中心论”的鄙弃和转向关注写作之可视的物质的痕迹，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和媒介的思考和批判，体现在福柯所揭示的权力／知识历史中话语的和视觉的事物之间的断裂，更体现在维特根斯坦从早期的“图像论”向后期理论的转变中（注：Mitchell,W.J.T.,Picture Theor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