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辨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桂生(1933-),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中国学校的性质,经历了从“取士机构”(古代)、“教育机构”(近代)到“社会机构”的演变过程,从这一考察结果来分析流行已久的“学校即社会”(杜威)、“社会即学校”(陶行知)等学说,有其进一步澄清、检讨之必要。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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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1)01-0082-06

      何谓“学校”?它是什么性质的机构?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谁都明白,它是一种“教育机构”。不过,学校从来都是“教育机构”么?它是单纯的“教育机构”么?古人早有疑问,现代有识之士也多有不同意见,从这种疑问出发,在20世纪初形成“学校即社会”之说,随之而来的又有“社会即学校”之见。这些见解早已广为流传。对么?至今还少见中肯的评论。因此有必要对“学校”观念的演变作一番检讨。

      一

      中国古代教育实体,泛称为“学”。其中官学,或称“学校”。“学校,所以养士也”,但未必如此。就连作出这个判断的黄宗羲(1610-1695),也认为不尽如此;倒是古代不以学校命名的私学(如书院、家塾),或多或少近于“养士”机构。自然,这些都是有待证明的假设。

      在中国,无论古代“兴学”,还是近代“废科举,兴学校”,常以复夏、商、周三代“学校”之旧为立论依据。其实,论者不会不清楚,所谓三代“学校”,同古代所兴之“学”,不是一码事,同近代“学校”更相径庭,只不过在惟有“古已有之”、方可立足观念至上的时代,才不得不如此立论而已。

      关于三代“学校”同古代“学校”之别,明清之交,黄宗羲曾在关于“学校”的专论中,有过明确的表述: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三代之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1]

      此处,关于“学校”的价值判断或有争议,而关于“学校”的事实判断,从古籍中可获参证。其中关于“学校”性质与职能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1、三代“学校”(辟雍)为参政、议政之所(经黄宗羲点染,它仿佛是君主立宪制的“议会”),“养士”,寓于参政、议政之中,同汉代以后的“学校”迥异,可以撇开不议。

      2、汉代以后的官学,或多或少带有“养士”职能;惟隋唐以还的“学校”,虽以“养士”名义设置,究其实,“养士一事,亦失之矣”,以致有才能学术者,“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而那种“学校”,作为科举附庸,其职能重在“取士”,论其性质,也就算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育”机构。故古代关于“学校”应有职能,“养士”还是“取士”,间或存在争议。结果,作为“养士”的“学校”,时有时无。

      为明古代以“取士”为旨趣的“学校”同近代“学校”的区别,不妨从考察作为“取士机构”的“学校”入手。

      中国古代取士,隋唐以前,实行选举制度(如汉代察举、征辟,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人才的选拔,主要由地方政权推举;自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作为官学的“学校”,主要为“取士”机构,并且又不单靠“学校”取士。

      唐代科举考生的来源(撇开考察在任官员的制科考试不谈),有“生徒”与“乡贡”之别。“生徒”为有官学身分的学生,“乡贡”为自学应考的学子。尽管在正常年景,科举循制如期举行,惟当时“学校”作为(通过校内考试、甚至不必通过考试)确认“生徒”资格的机构,时兴时废,常常形同虚设。

      明清之际,科举制度更为成熟,其中学校职能较为分明:

      明清科举中,以进士科为典型。进士科考试分为三级:1、院试;2、乡试;3、会试与殿试。此外,还有作为科举预备性考试的县试与府试。按规定,府试合格,取得“童生”身份,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院试”,包括岁试与科试。岁试合格,从“童生”转为“秀才”;岁试成绩优良者,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才有资格参加“乡试”,称为“录科”。

      “乡试”取中者,为“举人”;“会试”取中者为“贡士”;“殿试”录取者为“进士”(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与“同进士出身”之别)。[2]

      值得注意的是,秀才为“县学”或“府学”生员,而生员不一定到县学、府学就读;中央官学称为“国子监”,其中的学生称为“监生”。“监生”有“举监”(举人入监)、“贡监”(秀才入监)、“荫监”(恩赐身分)及“例监”(以捐纳钱粟而得身分)之分,他们也同地方官学的“生员”一样,不一定到“国子监”就读。生员可不入学、监生可不在监,学校常常空关,庭院荒芜,这种状况早在号称教育事业发达的唐代即已存在。唐朝舒元舆曾经颇为生动地描述了在国子监的见闻:

      初过于朱门,门阖沉沉。问之,曰:“此鲁圣人之宫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门,门中有厦屋。问之,曰:“此论堂也。”予愧非鸿学、方论,不敢入。导者曰:“此无人,乃虚堂尔。”予惑之,遂入。见庭广数亩,尽垦为圃矣,心益惑。复问导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耶?”导者曰:“此积年无儒论,故庭化为废地。久为官于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开堂,堂中无机榻,有苔草没地,予立其上,凄惨满眼,大不称向之意。复为导者引,又至一门,问之,曰:“此国子馆也。”入其门,其庭其堂,如入论堂,俄又历至三门馆,问之,曰:“广文也,大学也,四门也。”入其门,其庭其堂如国子,其生徒去圣人之奥,如堂馆之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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