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完整连续的自然历史过程。需要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通古今之变”的方法，理清其发展脉络。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同人类社会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表现为一种质与量互变的运动，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包含着部分质变，即根本性质未变而比较次要的质却发生变化，使它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是我们理清其发展脉络的一个重要方面。 任何社会都存在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它们的创新和良性互动，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也体现为这样一个过程。本文拟着重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和租佃制度等几种重要经济制度的变革，推动封建经济发展所呈现的阶段性问题作些探讨。如果从秦代统一中国论起，它们的发展变化，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自秦汉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中叶，为第一阶段；自唐代中叶经过宋元至明代中叶，为第二阶段；明代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前期，为第三阶段。陈寅恪教授在《论韩愈》中说，“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陈氏此论，开创了前述阶段划分的先河。根据多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加以补正，就可以提出上述三阶段论，以供讨论。 一 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地主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决定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它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时期：国家限制下的发展时期，国家限制松弛下的发展时期和它的进一步发展，即充分发展时期。 从秦汉到唐代中叶，封建国家干预土地分配，通过建立田制，限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在这个时期，自耕农大量存在，自耕农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封建国家赋役征课的主要对象。封建国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采取种种措施，反对地主兼并土地，限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首先是汉代的限田。据说汉代有均田之制，“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顷数，於品制中令均等”。（注：《汉书·王嘉传》注。）由此便发生“田宅逾制”的问题。汉武帝设刺史周行郡国，首先是查问“强宗豪右田宅逾制”（注：《汉书·百官公卿表》注。）之事。荀悦认为西汉有“富人名田逾限”（注：《申鉴·时事》。）的情况，孟康也认为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就是“以田地过限，从此而富”。（注：《汉书·货殖传》注。）直至东汉光武帝时，仍有“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注：《后汉书·刘隆传》。）之说。但迄今未发现汉代官方限田的具体规定，所谓“均田”之制，实若有若无。但从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的建议，孔光等更具体化为“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注：《汉书·食货志》。）的建议来看，限田思想在士大夫中强烈存在，或可无庸置疑。 汉代限田之议，至西晋发展为实际的土地制度，即占田制荫客制。贵族和官吏既有财富，又有特权，是兼并农民土地的主要力量，遂成为限田的首要对象。西晋的占田制，对贵族、官吏和农民的占田数额都作了具体规定，既确认了贵族、官吏多占田亩的特权，又按品级限制其占有土地自50顷至10顷。其荫客制规定了贵族、功臣、官吏庇荫佃客的人数，东晋也同样有给客制。这实际是通过限制贵族官吏占有劳动人手的数量，以限制其占田。 此后，北魏、北齐、北周和隋、唐五朝都实行均田制，变消极限田为向贵族、官吏和农民授田。如唐代，农民丁男授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20亩为永业田。口分田身死交还，永业田终身不还。而贵族、官吏的永业田少者20顷，多者100顷。北魏的桑田，唐代的永业田都只准有限制地买卖。北魏的露田不准买卖。唐代的口分田开始不准买卖，后来有条件也允许买卖。这都是从积极方面培育自耕农，并收限制土地兼并之效，以培养税源。 但是，封建国家的法令并不能阻止贵族地主、官吏地主的法外占田和法外荫客。多次土断、括户也难以遏止。同时，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盛行，许多贵族、宠臣常可获得帝王大量赐田，如汉哀帝赐董贤田多达二千余顷。唐代实行均田制时期，仍有赐田，如裴寂就得赐田千顷。当时人少田多，特别是经过战乱，公田和无主荒田大量存在，勋贵官吏又可用各种名义，向封建国家假、借、请、射公田。从汉代的“公田转假”开始，魏晋南北朝更为盛行，至唐仍有。唐玄宗曾经指出，“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甚至“无马妄请牧田”。（注：《全唐文》卷23。）有些贵族、官吏还倚仗权势，侵夺和赋市民田。如汉代淮南王“侵夺民田宅”（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唐代成安公主“夺民田，不酬直”（注：《新唐书·李朝隐传》。）。勋贵褚遂良也“贱市中书译语人也”（注：《旧唐书·韦思谦传》。）。上述这些措置都实际是哺育了世族门阀地主。所谓限田、均田之制，至多是不利于庶族地主（或可能包括中小官吏）占田，特别是不利于他们发展大土地所有制。世族门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枝独秀，遂成为这一时期地主占田的重要特征。 恩格斯曾经指出：“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毫无阻碍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3页。）。按照这种标准衡量，这一时期不论是农民还是地主所具有的土地，都只是属于不完全、不自由的土地私有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