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古改制思维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的托古改制思维可以简单理解为人们在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推行社会改革时往往以历史和传统中的权威（可能是虚构的，也可能是存在的，可以是圣贤的言行，也可以是经典著作）来作为其行动和立论根据的一种模式化的思维。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统治者在阐述思想、实行统治、改革时政时几乎总是要从古代历史文化积淀中找到其立论和行动的根据。对这一思维模式的分析，有助于认识传统文化的本质，也有助于人们对自己的思维方式的进一步反思。 一、先秦时期的托古改制思维 先秦百家争鸣时期，诸子论述其思想观点时均喜托古，当时托古成风，在儒、墨、法诸家思想中均不难找到托古的痕迹。在儒家的经典《四书》（《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中，以托古作为立论根据的论述随处可见，计有数十处之多。孔子之言论，往往“祖述尧舜，宪章汤武”。在表述中庸思想时，孔子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注：《中庸》。）谈到孝道，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注：《中庸》。）谈到人政关系时，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注：《中庸》。）在《论语·尧曰》篇中，孔子假借尧舜禹汤之言，集中表述了他的仁政思想：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回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恶不敢赦。帝且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孟子，托古改制的思维模式则更加明显。据《孟子》记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谈到人性问题，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注：《孟子·公孙丑上》。）谈到仁政，孟子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注：《孟子·公孙丑上》。）“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注：《孟子·离娄上》）谈到王霸关系，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注：《孟子·公孙丑上》。）谈到孝道，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谈到教化，孟子说，“不教民而用之，渭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注：《孟子·告子下》。）可以说，孟子的许多言论和思想，均假托尧舜禹汤之言或尧舜之道为例证，在《孟子》一书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韩非在批判儒墨两家时曾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矣。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今世儒者之说，不善言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己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注：《韩非子·显学》。）可见，道上古，誉先王已成为儒、墨之风气。但有意思的是，先秦法家本来揭露和批评托古思想和方法的，可是在为自己立论找根据时，对托古也未能免俗。如商鞍就说，“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注：《商君书·画策》。）韩非却托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诚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注：《韩非子·杨权》。）他还托借舜杀先令，禹斩防风之君，说明“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注：《韩非子·饰邪》。） 对于先秦诸子托古之风，汉代司马迁、刘向等人均有所感受。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指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他还谈到战国时的“谈士辩人”由于不能“以一言说（悦）人主意，故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因而“多言侉严，莫大于此”。（注：《史记·日者列传》。）《淮南子》对托古之风的形成，解释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注：《淮南子·修务训》。）可见，“尊古贱今”的思维倾向在先秦时期十分普遍，不仅是学者如此，可能从帝王乃至百姓，均有此思维习惯，否则，如果世人没有这一习惯，学者托古以立论的模式不为统治者看重，托古之风未必有如此之盛。因此，有人认为这种“尊古贱今”的世俗观念在战国时已形成为一种民族心理的看法，不无道理。 先秦诸子托古之风虽盛，但这一风气很可能是自然形成，不是人们刻意追求的结果（除少数思想家之外，如法家的韩非）。因此，这一风气带有明显的复古色彩。以当时的儒家来看，孔子的托古思想中实际上是混杂着很强的复古意味，《论语·述而》中记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注：《论语·八佾》。）孔子身为周朝的没落贵族，一心想恢复周朝的礼制仁政，但周朝的礼制仁政孔子并未亲见，所以这种“从周”的理想只是孔子的一种个人想象。可见孔子名为复古，实则是一种托古。托古和复古有所不同，托古目的不在复古，而在改今，因此，托古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而复古目的就在复古，但以实际效果看，很可能只是托古。先秦时期诸子托古，很可能只是对这一思维模式的无意识的运用，或者说是一种下意识的思维习惯。秦汉以来，当改革者希望对社会现状进行变革时，则是在利用尊古贱今的民族心理，从而达到托古改制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