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是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就在课堂上学了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关于“六书”的论述。从此便牢牢记住了“日”、“月”是象形，“江”、“河”是形声，人言为“信”、止戈为“武”是会意，“上”、“下”是指事，“考”、“老”是转注，“今”、“令”是假代。转注与假代我觉得不太好懂，但其它四种都很清楚明白，六十年前学过，至今不忘。 这样，当我看到一位很好的中年作家在一份全国驰名的学人刊物上大谈中文是象形文字的时候不免大吃一惊。接下来又看到这位同行跑到外国去大谈中文是象形文字，我觉得有些难受。 我查了大美百科全书，此书对象形文字的解释是说指古埃及文。古埃及文那才叫真象形呢，1989年春我访问埃及时看到过，像小画似的。而我们的汉字，象形只是六种造字条例之一。 当人们研究输入汉字的电脑软件的时候倒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汉字是拼形文字而其他许多文字是拼音文字。拼形云云，已经高度符号化逻辑化主体化了，不怎么是描摹客体的象形。 汉字是人类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愈是活着读着写着思考着和讨论着，就愈觉得中国人离不开汉字。从汉字的特点入手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特殊性是有见地的，但是要真地去了解它，就不能信口一说。 二 文革后期最时髦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决裂”，这个词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上找到了根据，因为该“宣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见《共产党宣言》“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章）简称“两个决裂”。一时间，决裂云云，响彻云霄。这是因为当时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是一塌糊涂，百业凋敝，天怒人怨。同时，当时的四人帮面对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极大压力，于是他们祭起了“决裂”一词，拉上“宣言”的虎皮，强辞夺理地为明明是糟得很的文革辩护。那时我的感觉是既然“中央文革”与一切一切的传统决裂了，煤球说是白的，你也没辙了。 1976年拍了一部电影就叫“决裂”，写教育战线反“走资派”斗争与“路线斗争”，电影里讽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授在一所农业大学里上课讲“马尾巴的功能”，有一个情节是“正面人物”抓住一位工农青年的手，银幕上映出手上的茧子，正面人物大声疾呼：“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由于当时再没有什么别的电影可看，“马尾巴的功能”“这就是资格”家喻户晓。 想不到十余年过去，我们中国的文坛上又时兴开了断裂一词。一些愤怒的青年把建国以来乃至百年以来的文学彻底否定，自我作古，声称从要与过往的一切断裂，中国当代文学从这哥儿几个开始。 我不知道断裂与决裂之间有什么不同没有，还不知道没有昨天哪儿来的今天，又不知道如果有了焕然一新的作品又何必咋咋唬唬；也不知道如果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文学存在一无可取全部臭大粪，那么愤怒的青年们是从哪里获得了真正的文学的参照系统的呢？从外国文学？又没看出这些愤怒者多么精通外语。而如果是靠翻译，那就谈不上彻底断裂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翻译，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存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还有，1976年的“决裂”与1998年的“断裂”之间，有什么不断不裂的关系没有？一种爆破式的思想方法，极端的、咄咄逼人、危言耸听与非黑即白的表述方法，一种情绪性的、夸张的、乃至于是非理性的“秀”，为什么这样断不了裂不掉呢？ 至于探讨历史的经验教训，渴望自己这一辈比过往的几代作家做出更新更好的成绩，那永远是合理的，但也离不开科学性和实事求是精神。 三 最近几年，可能与总结历史经验有关（这个总结是完全必要的），有一部分文学作品蒙受了一个新恶名：意识形态。似乎是一部作品的有无价值全看是否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受了影响，就完蛋了，没受，或者是干脆对着干（这也是一个文革中大为行时的词儿）的，就了不起了。 这可真是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回想那种以教条主义的“政治”标准衡量文学作品和抹杀一大批没有起到宣传意识形态作用的作品的日子，不过就是昨日。才几天呀，一切反过来啦，一部作品如果写了抗日，写了革命，写了新中国诞生，写了国家人民的大事就会吃不开了，而只有以遗老遗少的腐旧心怀写花草，写风月，写饮食男女，写和尚道士，写土匪妓女才算文学了。 文学当然与意识形态有扯不清的关系，许多时候，文学确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特殊体现。但文学毕竟又有自己的特殊质地，它受意识形态影响，但又绝对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喇叭筒，它对社会对人心有自己的认知方式、自己的独特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确有超意识形态的一面。所谓人性，所谓诗情，所谓形式美，所谓生活气息，所谓生活的丰富性与生动性，都有它自身的原创的价值。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红楼梦》都未必是令人满意的，尽管意识形态的热衷者也可以对此书曲为解释发挥，将之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从小说艺术的观点，从人生悖论的观点，从生命体验的观点，从文学阅读的观点来看，“红”确是不朽的与无与伦比的。这样，从另一方面说，《红楼梦》又几乎是可以为许多不同的相悖的意识形态所用所爱。这就叫做“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绿”，这就叫做杰出的创作有时候可能突破世界观的局限，这就叫做文本与文本后面的世界本体永远大于方法和命题。这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你的作品是否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在于你是否真正的优秀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本身就与他对生活对艺术的追求、理解紧紧交织在一起，他必然是从生活中，从活生生的艺术感受中，从血管和神经，从良知和追求真理的焦灼中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与这种意识形态结了不解之缘的，也就不会是因意识形态磨灭掉，而是更加凸现了他的艺术与人文的光辉。同时，这样的创作实践常常能对一时一地的意识形态成果有所突破，有所超越，也可以说是有所发展和丰富。顺便提一下，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就是一个极热烈极投入的社会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