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问题。我们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是不同的。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指出：“我决不是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这段话中，恩格斯至少指出了两种历史条件下的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的不同。一是在当前条件下，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是在其它条件下，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就可以直接提出解决办法，明确地表明作者自己的立场。因为恩格斯绝不反对倾向诗本身，而是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因此，我们探讨当前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就必须从现实生活出发，从当前文艺的创作实际出发。 下面，我们就从现实生活和当前文艺的创作实际出发，结合陆贵山和童庆炳等就当前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当前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把握当前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上，陆贵山和童庆炳分别对这个问题作了确定。陆贵山认为，在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总会产生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之间的矛盾，必然萌发人文情感和社会理性、人文关怀和历史规律之间的冲突。即便是对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也是如此。作家艺术家在社会转型的历史变动时期，理应多一点巴尔扎克的社会理性，少一点托尔斯泰的人文烦恼，更加清醒地表现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文艺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是辩证统一的。既反对用历史精神和社会理性压抑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的倾向，也排拒以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取代历史精神和社会理性的倾向，那种非历史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感和人文关爱纯属一种虚假的人文观念。应当消除各式各样的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狭隘的鄙俗的人文惰性。那种违背时代潮流、历史逻辑、社会理性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爱是不足取的。只有经过变革现实的伟大的历史实践和历史过程，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逐步实现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的统一。作家艺术家应当站在变革时代的前沿，倡导顺应和推动有助于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爱，追求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相和谐的理想境界。（参见1999年6月24日《文艺报》， 《铁肩担道义》）童庆炳则认为，现实的发展却不总是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相统一的。令人忧伤的是，现实的发展往往是顾此失彼或顾彼失此。历史进步（譬如经济快速增长、工具理性的迅猛发展等）常以道德沦丧、社会问题丛生为代价。固守人文则又付出历史停滞甚至倒退为代价。面对如此“悖反”的现实，真正的文学家绝不在这两者中选择，他的取向应是“人文—历史”双重张力。他既要顺应历史潮流，促进历史进步，同时他们又是专门在人的情感领域耕耘的人，他们更要有人的良知、道义和尊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艺术地体现出来。童庆炳指出，如果说历史理性是“熊掌”，人文关怀是“鱼”的话，那么在作家这里这两者都要。如果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真像陆贵山说的那样的话，那么这两位大师都要，不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多”“少”的选择。因此，在真正的作家那里，总是存在一个“悖论”：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律背反。在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而应是亦此亦彼。他坚持历史进步的价值理想，又守望着人文关怀这母亲般的绿洲。新的不一定都好，旧的不一定都不好。他的“困境”是无法在“历史”与“人文”之间进行选择。而这种“困境”是他所情愿的，是作家的诗性。于是他对一切非历史和非人文的东西都要批判，于是他悲天悯人，于是他愤怒感伤。（参见1999年7月15日《文艺报》，《历史—人文之间的张力》） 从表面上看，陆贵山和童庆炳都追求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统一。实质上，他们所追求的这种统一却有根本的区别。陆贵山是在现实中寻求这种统一，童庆炳则是在超越现实的艺术中追求这种统一。他们都存在一定的偏颇。 童庆炳所说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律背反”这个悖论，在20世纪最后20年，较早是由李泽厚提出来的。李泽厚认为：“历史的前进体现了二律背反。例如一方面，历史上的战争死了很多很多人；另一方面，战争也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在人类社会中，有些残酷的行为却常常推动历史的前进。彼得大帝的改革，使多少人头落地。马克思也讲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多么残忍。我不赞成以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那是肤浅和错误的。因为历史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人道的，特别是古代，需要通过战争，需要通过残酷的掠夺，才能发展，历史本身就是这样，所以说是二律背反。”（参见《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1 页）这个悖论尽管概括了历史发展的某种表现形式，但在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人们之所以认为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是二律背反的，是因为其历史观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其实，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本身。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说得十分清楚：“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于，黑格尔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恩格斯则从历史本身寻找这种动力。这就是说，历史发展的动力既可能以恶为表现形式，也可能以善为表现形式。马克思就高度科学地概括了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一是采取较残酷的形式，一是采取较人道的形式。马克思说：“正像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的障碍除去。”（见《资本论》第 1卷第1版序言）可见，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统一不是空想， 而是科学的，是可以实现的。 因此，文艺对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的追求不完全是一种理想的追求，而且是对现实的反映。在历史的发展以残酷的形式出现的时候，文艺对这种统一的追求较多地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在历史的发展以人道的形式出现的时候，文艺对这种统一的追求则较多地表现为对现实的真实把握和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