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中有所谓比较文学，算来也快有一个世纪之久了。与任何其它学科一样，中国比较文学也在不断地由朦胧变为自觉，由模仿走向独创，由小邦而慢慢蔚为大国。近年来，以曹顺庆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更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而努力，以与所谓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相抗衡。他们的主张，不管是否得到学术界的赞同，至少推动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再次引起人们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应该如何发展的深思。此种主张的实质正在于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寻找它自己的特色。作为“在中国的”和“为中国”的任何一门学术研究都应追求中国特色，这道理原是不待多言的。 若论到比较文学的中国特色，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的，一是方法上的。在内容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多是跨文化的中西比较研究，这自然与往往在西方文化圈中打转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多少有些不同；在方法上呢？曹顺庆教授曾经提出以“跨文化研究”为特色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将以“阐发法”、“异同比较法”、“模子寻根法”、“对话法”及“整合与建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方法论体系（注：参见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阐发法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1期，等文）。应该说，此种论述是符合近二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实际的。 但是，除此之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是否还可能有别的方法呢？假如我们同意，现实性永远小于可能性，那么，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就还有可能出现除上述五种之外的另外一些方法。我们在此处正是要提出与以上五种方法都有所区别的“激发法”。 一、历史的启示 谈论方法，是一件有教导他人之嫌的冒险事儿，中国的成语早就准备好了一顶高帽：“好为人师”。八十年代的那场“方法论热”，更使许多人一谈起“方法”就头热而心冷。今天，谁还敢宣称自己竟有这个胆量这个资格呢？但是，假如这种方法，并不是谈论者的个人专利，而是早已有之，见者有份，他只是起招呼大家都来分享的作用，那么，对于这样的谈论方法者，人们即使不是欢迎，至少也会宽容。我们所说的“激发法”，实在也是早已有之，更确切地说，它是前人留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份遗产。 历史默然无言，然而它却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种本土文化在与外来异质文化接触时，根据其自身所处地位的高低不同，将可能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同化”(assimilation)，使对方变为己有；二是“顺化”(subordination)，让自己成为对方的俘虏；三是因为对方的“激发”(stimulation)，针对其某些强项，而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身的传统，开启和弘扬其中固有的但未得到充分注意和充分发展的可能性，从而取消外来文化的优势，而使自己的文化传统得到更进一步的充实、丰富和发展。在近代以前，中国学者对于外来异质文化，就常常首先采取“同化”的态度，如果不能“同化”，就通过“激发”而发展自己从而取消对方的优势。至于像近代以来对于外来文化一味采取“顺化”态度，实在只是迫不得己的事。事实上，在中外学术史上，那些“大家”们，对于外来异质文化，往往就是采取此种“激发”式的态度。 比如齐梁时代伟大的文论家刘勰，虽然深谙佛教理论，但在他那划时代的文论著作《文心雕龙》中，却极少使用佛学概念和术语，很难找到佛教影响的明显痕迹，他完全用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来建构出一个体大思精的文论体系。刘勰实际上就是通过佛教的“激发”，而回过头来重新发现、继承并弘扬中国文化中特别是《周易》经传与魏晋玄学的思辨思维传统，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接受影响而又不着痕迹，这正是“激发”式地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特点。（注：鄙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文论思辨思维研究》对此已有详论，故此处不赘述） 又如宋明理学家们，在禅悦之风弥漫士林、儒门冷清收拾不住之际，掀起了一股历经宋、元、明、清数代的理学思潮，弘扬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传统，建立了一个个属于中国哲学自身逻辑发展的哲学体系，这些哲学体系不仅没有被外来的佛学思潮所淹没，反而从根本上取消了佛教文化在心性论与思辨思维等方面本来具有的优势。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大家对于佛教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也同样是一种“激发”式态度——在佛教的“激发”下，回地头来重新阐释儒家文化经典，开启并弘扬中国文化中本有的心性论与思辨思维传统，逐渐取消“异端之学”特别是佛教曾经拥有的明显优势，终于实现了“为往圣继绝学”亦即弘扬中国本土文化的目的。（注：参见拙文：《宋明理学的思辨特征与文论》，《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总第3辑） 宋代著名诗话家严羽的《沧浪诗话》虽然也像当时流行的风气那样，使用了禅宗术语和概念，但所提出的文化观点却深契中国文论传统的基本精神。所以尽管他在禅宗的基本常识上都闹了笑话，但却无碍于他“借禅以喻诗”，将中国传统诗道说得十分“亲切”“透彻”。严羽对于禅宗其实也是持一种“激发”式态度，以禅宗术语与概念这块“他山之石”，来攻中国诗论的“此山之玉”。所谓“借禅以喻诗”之“借”，表明的就正是此种“激发”式态度。 至于近代王国维的文论名著《人间词话》，就更是此种“激发”式地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开拓本土文化新区宇的显例。王氏曾专攻西洋哲学，其先前的一些文论著作如《红楼梦评论》即主要接受西洋哲学的观点而以之来解说中国文化与文学现象。《人间词话》则有一根本转变：一方面，他所阐发的东西中，有显然不同于以往论诗者，此与他受外来文化之影响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此著虽受外来文化之影响，却又具有地地道道的中国文论风格，所采用的论诗体式、诗学话语以及所阐发的诗学原理都主要地是属于中国本土文化所固有的。因而《人间词话》既受外来文化之影响而又不失中国文化之本来面目，既遵循中国文论之一贯精神而又能开拓出新天地。其所以能如此者，正在于王国维是“激发”式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不是简地照搬外来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