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我国文学艺术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长足进步。其成就的取得，是在党领导下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结果，是新时期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贯彻的结果，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拼搏、积极创造的结果。这一成就的取得，同我们党妥善地处理了各种复杂的问题和关系，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是分不开的。当“左”的思潮还在桎梏着人们头脑的时候，党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恢复了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使文艺创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当西方腐朽文化渗透加剧、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出现泛滥苗头的时候，党又及时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各种精神污染和错误思潮，使我国的文艺事业排除干扰，毫不动摇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践证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保证。二十年来，我们党在领导反对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提高理性认识，对于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事业是至关重要的。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反对文艺指导思想“多元化”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江泽民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明确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永远是我们事业发展和文艺繁荣的精神动力。”（注：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他们的号召和结论，既深刻反映了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新时期我国文艺运动和理论建设的基本经验，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质的规定性。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遭到来自内部或外部某些人的嘲弄、奚落、讽刺和挖苦，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集中攻击和消解的对象。有的论者，竭力贬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科学性，把它描绘成“过时的”、“教条的”、“僵化的”、“极左的”东西；有的论者，故意把它说成是“百家中的一家”，肆无忌惮地企图用形形色色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学说取而代之；有的论者，拒绝把它作为“信仰”，不承认是文艺繁荣的“精神动力”，而将诋毁和批评它当成“时髦”和“能事”；有的论者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用政治法庭取代审美法庭，用政治一元论来取缔文学艺术的独立地位”，甚至认为《讲话》是战争时期的观念，解放后，它“使文学艺术完全变质”（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有些论者，更是明目张胆地诬蔑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华民族一切灾难的最主要的内在根源”（注：袁红兵：《以新世纪的名义》，见《防‘左’备忘录》。），主张要将马克思主义“弃之如臭抹布”……所有这些，同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完全对立的。这些言论，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直接干扰和现实威胁。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理论建设的指针，并不是自封的、强加的，而是客观地、历史地形成的。当五四运动过后，西方各种文艺学说涌入中国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也是“一家”。但在冲突和斗争的烈火中，其他种种学说朝生夕灭，昙花一现，成为历史的陈迹和过客，惟独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其磅礴的气势，新锐的思想，明快的理性，鲜明的立场和价值取向，赢得了人民，赢得了进步作家，从而掀开中国文艺史的新页。尽管其他文艺学说对中国的文艺运动也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有些甚至起过某种有益的、积极的作用，但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相比，都远为逊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发生两次飞跃性的变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科学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新纪元，使中国的革命文艺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谁也抹杀不了和否认不了的。 迷信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学说和自由化思潮的人，无视这一点，排斥这一点。他们竟然要求抛弃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鼓吹文艺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鼓吹要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学说中寻求什么“新的真理”，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有种意见是这样说的：“从三、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大约五十年间的文学理论，是在政治霸权与文化霸权相结合之后产生的，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的产物。这种文学理论离开文学的本体，全部论述都指向一个目标，这就是文学如何去适应外在的政治权威和政治意识形态。这套理论，恰恰给文学艺术以致命的打击。它甚至使作家完全忘记文学存在的根据、文学的价值所在，也几乎忘记应该怎样写文章，甚至使作家对于人性、人道、独特语言方式等等视如洪水，而只有鼓吹互相残杀，呼唤斗争才感到安全。”（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定名为“一种在高度集中的政治强权下生产出来的名为文学的理论而事实上则是反文学的理论”。（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他们明确提出：“这种理论如不拒绝，还有什么文学。”（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这种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其哲学根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作家进行艺术创作的现实指导意义，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完全指责为一种对社会、对作家、对创作、对文艺本身有害的东西。显然，这是不实事求是的有意歪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