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77年著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继尔经德国赫尔曼等一批汉学家的确认和使用，一个多世纪来，中外史家无不对它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丰硕的成果令其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门学科，成为显学。究其个中原因，应是“丝路学”所具有的深层内涵和无限外延使然！换言之，“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传统学科“中西交通史”、“西域南海史”和新兴交叉学科“敦煌学”、“阿勒泰学”、“吐鲁番文书学”等，成为中外关系史的代名词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俗称。雅俗共赏，有着无限深厚的底蕴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纵观丝绸之路研究，大体已形成区域化特色，如草原丝绸之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南方）丝绸之路等，和丰硕的成果积累。但丝绸之路研究要深入，还必须打破区域藩篱，注意各区域交通路线间的网络关系。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海上丝绸之路在16世纪后的延伸和变迁，即太平洋环球贸易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轨迹，来说明丝绸之路区域间的网络关系，尤其是重要网点澳门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太平洋环球贸易网的形成背景及条件 1.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沿革和变迁 以舟船为交通运输工具，东起朝鲜、日本，西抵东非、北非、地中海东岸国家，中经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绕孟加拉湾，穿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过波斯湾和红海，将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阿拉伯半岛、非洲大陆、欧洲地中海国家连结起来的一条水上交通大道，被世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也有人以通过这条商道输入、输出的主要贸易商品命其名，称为“香料之路”或“陶瓷之路”。 大约与沙漠丝绸之路形成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见端倪。即是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当在西汉初年。当时，南越国割据岭南，内地与南方沿海地区的交通不畅。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 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10万人平南越，以其地置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于是南海海道得以开辟，“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海道的航线，是从日南边塞（今越南广治附近）或徐闻（今广东徐闻附近）、合浦（治所在今广西合浦东北）出海，“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一条长期以来为中外学者极为重视的珍贵史料，它记载了汉武帝时远航海外的路线，其途经的许多国家与地区众说纷纭，久无定论。现唯有已程不国，共认为是今斯里兰卡；黄支国是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康契普腊姆（建志补罗）。至于所经路线的基本走向，则认为是，从日南边塞，或徐闻、合浦出海，进北部湾，沿越南、柬埔寨、泰国近海处而入暹罗湾，在缅甸登陆后，陆行至孟加拉湾，再航行到印度科罗曼德海岸，最后到达斯里兰卡，并由那里回航。（注：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载《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7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东汉时，南海海道上的交通日益频繁，航路进一步拓展，有更多的国家经由海道与中国建立联系。顺帝永建六年（131年）叶调国（Yava-Dvipa，今印尼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遣使从日南徼外来贡献，汉赐其王金印紫绶。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天竺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从日南徼外献象牙、 犀角、瑇瑁。这个安敦王，通常被比定为马可·奥勒留·安敦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年～180年在位）。 所谓遣使，大约是在印度的罗马商人冒称使者，寻求与汉的直接贸易，因为所献之物，均非罗马所有而产自印度、东非。然而这件事能表明，罗马人终于在掌握印度洋航路以后继续东进，通过南海海道，与中国建立了直接联系，从罗马到中国的航道也已经连接起来，它展示了中西海上交通具有广阔之前景。但此时中国与印度、大秦等国的交往，还是以陆路为主。从总体上看，此时中西陆路交通比海路交通更为频繁、重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外交通有一定发展，这主要是与地区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以及南方地区的不断开发有关。这一时期地处东南的政权相继是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等。 有史料记载： 公元226年（东吴黄武五年），大秦商人秦伦由海路经交趾抵东吴。 此为第一名有确切记载的来华罗马商人（注：《梁书·诸夷南海诸国传》卷五十四“中天竺”条，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98页。）。 另一典型事例是“南宣国化”，即公元245～251年间，孙权派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和南海诸国。康、朱二人在出使期间，曾广泛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在扶南了解到“从加那调州乘大船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也”。他们还与天竺在扶南的使节会晤过，探询了中天竺的土俗，还就当地人民裸体的习俗，提出腰间着“横幅”（又称干漫，即今之纱笼Sarong）的建议。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朱应撰有《扶南异物志》，康秦撰有《吴时外国传》。惜此二书均佚，仅在《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文选注》等书中见到片断引文。 东晋、南朝因受地理条件所限，对外陆路交通不够通畅，因而加强了对外海上交通。当时外来船只一般都在交（交州，今越南北部）、广（广州）登岸，然后北上建业（南京）这一中国南方政治、经济的中心大城。从贸易货物来看，输出的仍以丝织品为大宗，输入商品有香料、珠宝、犀、象、琉璃、火浣布、吉贝等物。贸易的繁荣景象如史载“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积王府”（注：《南齐书·东南夷传》卷五十九，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16页。）。交州“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广州“海舶每岁数至”或“岁十数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