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战时中日经济关系的研究，着重于日本对华经济资源的掠夺，而忽视其削弱中国国力的一面，没有把日本的经济行为研究和战略行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本文试图以后者为切入点，从二者的结合上对日本的经济侵略作一研究，以深化对战时中日经济关系的认识。 一、削弱中国国力是日本对华经济战略的重要目标 日本削弱中国经济力的战略目标可以分解为个重要的子目标：一是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二是遏制中国的财政和金融。掠夺经济资源是从经济资源的总量上削弱中国的可控能力。这一战略目标的思想相当广泛地体现在日本有关侵略中国东北、华北以及其他地区的计划、纲要、方案等文件中。比如，在1937年12月27日创立的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机构——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的一份材料中写道：“满洲国的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兴办重工业的三大要素——铁、煤炭、轻金属；就是把这些资源放在一个系统下，加以综合开发，并在这个企业的统筹下，进行从开发地下资源到飞机、汽车的制造事业，建立一个在日本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的重工业系统，这才是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的办法。”（注：《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6页。）按照这种逻辑， 中国的资源只配日本来开发和利用，而日本开发和利用的中国资源愈多，中国的国力就自然愈被削弱。这正是日本对华经济战略要达到的一个效果。财政金融关系到国家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战时财政金融则又直接关系到国防和军队的经费的筹措和运用，因而它成为国民党政府战时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和矛盾的焦点。日本削弱中国国力，财政金融自然成为它重点攻击的经济目标。对此，曾任国民党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在1939年6 月呈蒋介石的财政密报中指出：“近代战争非但恃武力之强弱，尤以经济力孰能持久，判断其最后之胜负。敌人除以武力侵略外，并处心积虑破坏我经济金融，妄冀削弱我抗战力量。”（注：《孔祥熙关于1937年—1939年财政实况密报》，《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日本的破坏明确的指向中国的币制改革。为防止白银外流， 稳定金融和经济，国民党政府在英国顾问李滋罗斯的帮助下，于1935年11月进行币制改革，废止银本位制，采用纸币流通制，并规定流通纸币即法币与英镑和美元的汇率。孔祥熙于11月3日宣布币制改革后， 日本马上做出反应，说什么“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于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制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密录》，第10 册， 台湾中央日报社1977年中文版，第73页。）即以武力制止币制改革。南次郎则认为，应通过策动华北“独立”来破坏币制改革。他在给广田外相的建议中说，如使华北“独立”，“结果将使作为英国借款的担保品——关税余额和铁路收入的价值几乎都减少一半，同时，防止现银集中，以破坏币制改革的根本条件，借此使南京政府自己放弃这一企图。”（注：《南〔次郎〕驻满大使关于促进华北分离工作对广田外相的建议》，《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80页。）真可谓一箭双雕。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军民奋勇抵抗，日本看到不可能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便愈发重视对中国的经济战， 以削弱中国的经济力。 1938年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在关于所谓对中国的谋略中指出： “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外国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注：《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同上，第270 页。）所以，日本一直把破坏中国的财政金融作为其重要经济战略目标。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日本是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战略方向上来实施其削弱中国国力的战略。 日本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不是一种单纯性破坏，而是企图在削弱中国的同时使自己获益，这就是日本经济力量运用的双刃剑。日本把削弱中国和掠夺中国是合为一体的。1934年10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调查之方针及要领》，提出要“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和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经济圈”。（注：〔日〕近代日本研究会：《东亚与日本》，山川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162页。转引自军事科学院编：《中国抗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这种“经济圈”表面看来是一种“合作”， 与日本的“削弱”战略相悖，实则不然，因为日本所说的“合作”对象必须是肯与日本合作并有利于日本发展经济的势力。这种势力在中国东北，就是伪满洲国；在华北，就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类的伪政权；在华东和华中，就是汪记伪国民政府梁鸿志伪维新政府。这样的“合作”实际上就等于发展日本自身。用日本近卫内阁智囊团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向形成日满华的经济集团、通货集团的目标前进”，使之“有效地完满地开展与此相适应的我国战时经济”，“把经济开发计划从属于目前进行战争的目的”。（注：《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资料选编》，第268页。）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日力量的打击和削弱。 至于对蒋介石政权，日本的经济战略总的来说是将其削弱，并力图“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注：《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同上，第269页。） 二、日本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对策 （一）掠夺工农业资源。日本掠夺工业资源的战略对策主要是资本垄断与控制。日本在占领区成立了许多垄断性集团，如成立于1906年的“满铁”（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曾在中国东北经济中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1914年其企业财产约占日本在华投资额的55%，占日本在东北投资的80%，到1930年底在东北的投资总额达90464.6万日元。 （注：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第125页。）“满铁”的营业务也较广泛，除主营以铁路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外，还兼营煤矿开采、电气、仓库、房地产等，并对铁路附近属地有行政管理权，因而有“满铁王国”之称。七·七事变后，日本又在东北成立了“满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其创力资本为45000万日元， 除经营“满铁”原经营的重工业企业和伪满洲国经营的企业外，还在东北创办了汽车、机械制造、化学、冶炼、飞机制造等企业。除“满铁”、“满业”外，三井、三菱、住友、大仓、浅野、安田等日本财团也在我东北大量投资，扩张势力。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伪资本在东北工业中已占99.15%。日本对工业资源的垄断和掠夺还具有战略计划性。 它制定了两个“产业五年计划”。第一个“产业五年计划”从1937年开始执行，重点放在钢铁、煤炭、电力、液体燃料、轻金属、非铁金属等生产上，并且生产指标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大幅度加码。 生铁由原计划的253万吨增加到450万吨，钢锭由185万吨增加到316万吨，煤由2716 万吨增加到3110万吨，液化煤由80万吨增加到177万吨，挥发油由82.6 万吨增加到174万吨。（注：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0页。 ）这就必然要加大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和对中国国力的削弱。1941年9月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三个月， 日本又制定了第二个“产业五年计划”。该计划更着重于战争资源的掠夺，将重点放在煤炭、钢铁、水力发电、液体燃料、非铁金属、盐等生产上，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这些资源将进一步遭受劫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