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

      钱端升

      (1900-1990)

      我国现代著名政治学家，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

      钱端升1900年生于江苏松江府，1910年就读于上海敬业学堂，1913年考入松江省立三中。1916年春转入上海私立南洋中学，次年考入清华大学。1919年获官费赴美留学，插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四年级读政治学，次年夏天获文学学士学位，暑期就读于密执安大学政治系，紧接着入哈佛大学，所学课程属于历史、政治和经济三系合成科目，偶尔也旁听哈佛法学院的一些课程。1922年1月，完成了硕士课程，同年6月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1923年11月完成了哲学博士所学的课程并通过了各种考试，结束了博士论文《议会委员会——比较政府研究》，于1924年夏天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漫游欧洲各国，就教于英、法、德、澳等国的宪法或政治学教授，访问各国议会议员和工作成员，于1924年5月回国。1924年—1952年，钱端升相继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兼任教授（教授政治和法律两个系的宪法课程）、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时为最高职称）、西南联大教授、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等等。也曾短期接替罗隆基担任天津《益世报》的主笔。1952年以后，钱端升致力于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外交事务活动。1954年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与我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工作。1962年至1966年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文革”期间，其学术生命跌入谷底。1978年任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钱端升作出了两个方面的开拓性贡献。第一方面的贡献是，钱端升率先运用“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学研究聚焦于对各国宪法的研究，开启了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先河。钱端升对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贡献，源自于他对西方现代政治学的体悟。他开始在美国研读政治学之时，正值“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方兴未艾，“行为主义政治学”已露端倪之时。“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又称“国家主义政治学”，它的基本含义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研究国家主要是研究国家制度，而国家制度在形式上又是宪法条文的集合，所以归根结底，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宪法条文，比较政治也就是比较宪法。在此意义上，人们也将这种政治学称为“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从宪法入手进行政治研究虽然容易忽略对影响政治的历史、文化等其它因素的研究，但是它毕竟是当代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较之传统的思辨政治学，这种“法律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进步意义在于：政治学终于把目光从概念中的事物转向了现实中的事物，政治学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以政治科学方法为主导的新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学由此开始了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名称也由从亚里士多德时代沿用至今的政治学——Politics变成了政治科学，即Political Science，以区别于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的研究倾向。当“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发展至高峰之时，一些政治学家又开始呼吁：政治学不能仅仅满足于研究国家的法律形式，即宪法条文。它应该向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学习，运用经验的方法研究动态的政治事实和政治行为。于是，在早期行为主义的推动之下，政治学科学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

      钱端升对政治学第二方面的贡献是建构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其科学化、体系化的发展方向。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26年在《清华周刊》上所发表的《政治学》一文。该文可以被视为钱端升撰写的最精炼的当代政治学概论。钱端升首先在理想和现状两个层面上分析了政治学的性质。他认为，政治学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具有经验性。它未来的发展，完全视其能否成为经验科学而定。但目前的政治学尚算不上科学，英文把它命名为"Political Science"并不准确。钱端升认为，政治学必须像自然科学一样，依据对因果事实的经验研究，总结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律，才能具备科学的资格。钱端升非常冷静地认识到，政治学距成为经验科学的理想甚远，“欲求治学成为科学甚难”。其难点在于：缺乏本学科的专有名词；政治现象无法像自然现象那样做实验；政治学的相关学科尚未成为科学；政治学研究带有科学研究最忌讳的主观性。虽然“甚难”，但钱端升却满怀信心地预言，只要有更多的专门研究机构，只要有更多的人学习研究政治学，“长此以往，政治学当不难成为科学，而在学术中占一位置也”。钱端升分析了政治学和相近学科的关系。他指出，政治学和法学研究的是同一对象，关系密切但视角不同。前者着眼于组织方面，后者着眼于权利方面。政治学与经济学也有密切关系。宏观经济决策属于政治范围，政府的经济政策，也需合乎经济原理。此外，历史学为政治学研究之工具，心理学有助于分析政治行为之心理基础，均不可忽视。钱端升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类政治活动及其政治组织”。在他的具体研究中，国际关系，时势政治同样是政治学应该关注的对象。多年以后，钱端升完整地定义道：“政治学乃是研究国内外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体制）、国际关系、兼而纵论时势的一门科学”。钱端升将研究对象进一步具体化，构建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的第一层面包括政府、政事（即政治活动及原动力）、国际关系三大块。在第一层次“政府”下面包括政府的起源与发展（即宪法史）、政府组织、政府职务及其职能三个内容。第二块政事包括舆论、政党、政治心理和阶级制度等四个内容。第三块国际关系包括国际法、国际组织、联邦、外交、帝国主义等5个内容。这一研究框架虽然“聚欧美各大学之政治科目”，但正如钱端升自己所说，“为余个人之分法”。这应该算是中国政治学者最早提出的研究框架，也是最早的将政治学理论体系化的努力。

      钱端升列举了政治学的三种用途。一是可作为知识研究，二是当作一种研究方法，三是实用，即“谋政治之改良”。显然，无论是作为知识，还是作为方法，实用才是落脚点，无用则无价值。可见，钱端升一生都把政治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奋力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和制度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