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创作方法，还是一种领导文艺的政治口号。 在中国文坛上所出现过的“新写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普罗写实主义”、“无产阶级的写实主义”、“无产写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等，都属于一个范畴，都在本文的论述之列。 20年代，各国都有所酝酿，日本和中国就提出过类似的种种口号，如中国的革命现实主义，日本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在苏联提出的口号就更多。1932年，苏联解散“拉普”，同时就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并在文艺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后来，这口号被斯大林所接受，成为党的口号；经过一两年的讨论，1934年，在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正式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并且写进作家协会章程。 1928年5月，日本藏原惟人发表《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之路》，提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中国立即将其移植，译作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针对日本国内的讨论，藏原此后又发表《再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进一步就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世界观的关系，和浪漫主义的关系问题，关于心理描写等问题，作了阐述。中国也都无一例外地很快翻译介绍。 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有一个过程。 口号的酝酿和提出，理论的概括，要以创作为基础。在苏联，早在1906年，高尔基就创作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母亲》；十月革命以后，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马雅可夫斯基和布洛克的诗歌，也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与《母亲》问世的同时，卢那察尔斯基提出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术语。20年代，有不少批评家和作家，曾提出带着各式各样的修饰语的现实主义，来说明刚刚诞生的苏联文学。如马雅可夫斯基的“新现实主义”，波隆斯基的“浪漫现实主义”，列日涅夫的“辩证现实主义”，以及“红色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英雄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等。 1932年，苏共中央作出解散“拉普”和其他文学团体，并建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决议之后，“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受到批判。在批判的同时，就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是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格隆斯基，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接着，著名文艺批评家吉尔波丁说，苏联革命群众要求艺术作品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对于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有关键意义的是1932年10月26日，在高尔基寓所召开的、有斯大林参加的文学座谈会。斯大林在座谈会上指出：“艺术家首先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如果他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那末他在生活中就不可能不觉察到，不可能不反映使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艺术，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斯大林还有“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言论。所以在历史上遂有人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斯大林首先提出来的。因为高尔基在此次讨论中，及其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主题报告《苏联的文学》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比较充分的论述，所以在中国又有人说这个口号是高尔基提出来的。在其后两年的讨论中，苏联文艺界涉及的相关问题有：一，继续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进行批评；二，“写真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写真实”主要是指真实地反映苏联的现实生活，要写生活的发展及其趋势。卢那察尔斯基说：“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像它的本身，它不是停在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我们正是要这样看真实。”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但不排除、而且应该包含浪漫主义；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批评原则的关系；五，统一风格和广泛多样性的统一。 1934年8月，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如下的表述：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表现创造的主动性，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 这就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了性。由民间的自由讨论变成了法定的章程，事物也部分地走向了反面。（以上参见叶水夫主编《苏联文学史》第1卷，第276-2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无产阶级写实主义 中国对革命文学创作方法的探讨也有一个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无产阶级写实主义是第一阶段，是从日本引进的。 但中国也有自己的酝酿过程。 首先是关于革命文学的酝酿。没有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革命文学意识的生成，就不会有关于革命的创作方法的研讨。 先看看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过程。 1923年5月27日，郭沫若发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载《创造周报》第3号），提出以“无产阶级的精神”，“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这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新思想新见解。这一年，部分从事实际革命工作的早期共产党人，如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等，也发表多篇文章探讨文学如何适应社会、配合革命的问题。历史学家把他们的意见视为对革命文学的酝酿。1924年5月17日，恽代英在与王秋心的通信《文学与革命》（载《中国青年》第31期）中，第一次提出“革命文学”、“革命的文学”的概念。王秋心说：那些视察社会最真确，同情于人生最深切，富于刺激性反抗性的文学，是革命的文学。以文学感人，比普通文字尤深；而鼓吹革命、改造社会，文学便是利器。恽代英说：文学既然是人类高尚圣洁的感情的产物，自然是先要有革命感情，后才有革命文学。最要紧的是先要一般青年能做脚踏实地的革命家；在这些革命家中，有情感丰富者，可写出革命文学。为了改变文坛现状，创造革命文学，秋士还号召：文学家应该到民间去，身入地狱，到一切人到了的地方去，吃一切人吃过的苦，受一切人受过的罪。总之，应该快快抛弃锦绣之笔，离开诗人之宫，去从事实际运动。（见《告研究文学的青年》，1923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第5期） 1924年8月1日，蒋光慈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的论文（署名蒋侠僧，载《新青年》季刊第3期）中，又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命题。他说：无产阶级革命不但解决面包问题，而且要解决文化问题，它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建立开辟了新途径。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一方面也建立无产阶级文化，亲手创造出无产阶级诗人，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