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是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教育发展的历史上，欧洲“新教育”的教育家们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以至如今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还常常回想起新教育家们的有关理论和实践。 在新教育家们的有关研究中，罗素与其妻子多拉所办的皮肯希尔学校（Beacon Hill School）是一个典型。这所学校于1927年创办，曾轰动一时。罗素创办这所学校主要是出于对传统教育的不满，而他对传统教育的不满又是建立在反对军国主义的基础上的。 罗素认为，战争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有头脑的人不会去参加。因此，为了促使人们去作战，传统的公立学校就对愚昧行为加以鼓励，设置种种禁条来防范儿童新观念的成长，从而使儿童的天性遭到扭曲，自由的精神意向受到束缚。另一方面，罗素根据自己对心理学的研究，认为绝大多数人喜欢战争。他宣称，战争主要是由于“那些在婴儿时期、童年时期和青春时期受到不良对待的人无意识中潜藏着那种疯狂的和破坏性的冲动所造成的。”（注：艾伦·伍德著，孙乃修译：《罗素：热烈的怀疑者》，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243页。）鉴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罗素认为现代道德教育的决窍就在于使良好的行为成为一种习惯，而不是自我克制。在他看来，传统学校一般认为需要纪律约束的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他说：“儿童一旦受到某种压制，就会报之以仇恨，而且一般说来，如果他不能将自己的仇恨尽情地释放出来，那么这种怒气便郁积在内心深处，也许会沉入无意识之中，和那些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混在一起，伴其终生。”（注：《罗素：热烈的怀疑者》，第243页。） 从上述思想出发，罗素夫妇办皮肯希尔学校时，便把重点放在强调自由、避免压制上面。为了使儿童自由自在地、无拘无束地成长，使他们能根据自己的天性充分地发展，皮肯希尔学校规定每天上午9 时至11时为上课时间，但儿童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工作，例如手工、绘画、自然研究等；下午则是儿童的自由活动。学校还安排了各种合作交往的活动和自由讨论，鼓励儿童参加。 罗素坚决反对在教育中采用压制的方法。他在《教育和美好生活》一书中强调指出：“压制是一个坏方法，因为它从未真正成功过，而且因为它会造成心理失常。”（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07页。）为了反对压制的方法，实施自由的教育， 罗素甚至允许学生放肆。他说：“允许他们讲他们喜欢讲的任何话。……要是他们想管我或把他们的老师叫傻瓜，那就让他们叫好了。……不尊师敬长，在这里是不会受到管制的。”（注：《罗素：热烈的怀疑者》，第244页。） 在这种放任自流的办学思想指导下，皮肯希尔学校很快就成了一批调皮捣蛋、无法无天的顽童的天然收容所。教师警告孩子不要在金雀花丛里点火，但马上就有两个孩子在那里点起一把火。其中一个是男孩，马上被开除；另一个女孩，因她的母亲正在从埃及回英国的途中，无法开除，罗素便把他放在床上，把她的衣服全锁起来。这女孩提出抗议，罗素说：“要是我让你下床，你还会去放火，是不是？”她承认：“对，我会这样干的。”于是罗素便只好一直让她呆在床上，直到她母亲回来。（注：《罗素：热烈的怀疑者》，第246—247页。） 罗素与皮肯希尔学校的关系由于他与多拉的婚姻关系的破裂而告终。公正地说，罗素的办学实践是不成功的。但是，他对自由与纪律的总的看法并不象他的办学实践那样极端。他在《教育论》一书中也强调“正确的约束”，只是他认为这种“正确的约束”不应来自外部的强制，而应产生于使人自然去做有益而非无益事情的思维习惯。在《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他对纪律提出了下列较为系统的看法： “纪律，象它现在存在于学校里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坏事。但有一种纪律对于几乎一切的成就是必要的。这一种纪律，在那些反抗传统方法的、单纯外界纪律的人，恐怕还不曾加以充分的重视。那种合乎要求的纪律就是从内心发生出来的一种纪律。它存在于一种坚决追求一个较远目标的力量之中，在这个过程之中舍弃了许多东西，并且在许多事情上吃了苦。这里头也含着次要的冲动服从于意志，它是一种凭着强大的创造愿望来指导行动的力量，即使当它们并不活跃时也是如此。没有这一个，就没有真诚的壮志可以实现，不管这志气的好坏如何，也没有坚定的目标可以占据优势。这一种纪律是很必要的……这样的纪律是从一个人自己的意志里发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外界的权力来的。（注：罗素著，张师竹译：《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2页。） 在这里，罗素实际上把纪律分成了两种：一种是来自外部的纪律，一种是来自内部的纪律。在他看来，外部的纪律只是对人的压制，真正有利于人的自由的是内部的纪律。罗素的这种看法在新教育家那里是有代表性的。 蒙台梭利也把纪律分成外部和内部两种。她批评传统教育把纪律仅仅看作是“维护教育和教学的外部秩序的手段”，采用一整套“威胁、监视、惩罚、命令和禁止”的方法，以压制儿童天生的“野蛮的顽皮性”。在她看来，这种外部强迫的纪律，不仅扼杀了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抑制了儿童的生命潜力，窒息了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只能培养出反应迟钝、智力低下、奴性十足的人。因此，这种纪律是与自由对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