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晚钟已经悠然敲响，在百年回眸之际，总结一下20世纪科举研究的演变历程，颇具学术意义。曾经在一千多年间与中国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科举制度，在本世纪初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与科举无关的现代人却难以完全摆脱科举文化的影响。对待科举，人们从世纪初的唾弃与冷淡、世纪中的清理与批判，到世纪末的重视与反思，从一般的科举研究到“科举学”的理论构建，经历了一场几同隔世的沧桑巨变。 一、20世纪科举研究的演进 “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因为自从科举制产生一段时间以后便有人开始进行研究，其研究历史长达千余年，是为古老；而将科举作为一门专学，或者说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研究，则为时尚短，是为年轻。虽然从唐宋至明清研究科举者代不乏人，但真正用科学的眼光对科举进行研究的，还是走出科举时代的20世纪现代人。 1905年将科举这一封建政治文化制度的基石撬翻之后，整个封建制度的大厦不久也随之崩塌倾覆，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动乱不安的时期。与许多学科学问一样，本世纪最初20年谈不上什么研究，尤其是在清末将科举说得一无是处，人们还沉浸在科举革废前夕的激愤情绪的余波之中，更是不屑于去拨弄这一“历史垃圾”。20世纪的科举研究始于20年代，至本世纪末，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0～1949年。最初人们对科举的评价多为片断的回忆和零星的评论，从孙中山到陈独秀，很少有名人未议论过科举的。学术研究方面，1921年曾在《平民教育》发表《新法考试》的心理学家张耀祥，又于1926年在《心理》杂志发表《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以他直接从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录亲自抄录的24451名进士为研究对象， 分析中国人才的地理分布。他还在《晨报副刊》第1493号（1926年12月16日）刊出《论科举为智力测验》一文。当时“科举二字不符时俗耳目”，言科举者“足大来丑诋”，（注：瞿宣颖：《科举议》，《甲寅》周刊第1卷第2号，1925年7月。）一般人皆以考试来代指科举。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按孙中山考试权独立的构想成立考试院，促进了考试（科举）史的研究。1929年，邓定人将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上发表的连载论文编著成《中国考试制度研究》一书，由民智书局出版。此书的主要内容为科举考试史，实际上是第一部研究科举的专书。20年代后期至1937年之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黄金时期，科举研究也出现了不少成果，仅专著就有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黎明书局1931年出版）、方瑜《唐代的科举制度》（中山大学1933年印行）、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大公报社1933年出版）、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国民政府考试院1936年印行）、卢前《八股文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30年代、40年代还有不少论文发表（约80篇），主要为制度史研究和考订，较具理论研究性质的有王亚南于1947年在《时与文》2卷14期发表的《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以及潘光旦、费孝通1947年在清华《社会科学》4卷1期上发表的《科举与社会流动》。此时期国外科举研究专著有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46年出版的《科举》一书。第一阶段的科举研究论著多各自进行，很少产生争论，（注：唯一一一次直接的争论是何永佶于《观察》4卷11期（1948年5月）发表《中国式的代议制度》一文，主张科举为古代中国式的代议制度，随后吴晗于《观察》4卷14期、流金于《文讯》9卷2 期各发表《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加以反驳。）但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阶段，1950～1979年。如果说第一阶段为中国科举研究的奠基期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则为研究中心外移期。此阶段中国大陆科举研究受到冷落，而在台港和海外却形成研究热点。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仅出版过3本科举研究专书，即1958 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商衍鎏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商衍鎏著《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以及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晋藩、邱远猷所撰普及性读物《科举制度史话》。此阶段大陆学者发表的科举研究论文也屈指可数，主要有吾师韩国磐先生的《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1期）、《略述科举制度》（《历史教学》1960年第4期）、《科举制和衣冠户》（《厦门大学学报》1965年第2期）， 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收入吴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吴晗《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收入吴著《灯下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翦伯赞《释〈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文艺学习》1956年第8期）等，寥寥几篇。而同一时期，科举研究却成为台港和海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仅台湾就出版了19部专著，其中较有份量者有科举过来人齐如山《中国的科名》（新闻出版公司1956年出版）。此书虽非专门的学术性著作，而是凭记忆和传闻撰述的掌故类图书，但作者博闻强记，有不少是一般史书未载的轶闻逸事，充分反映了科举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在民间的影响。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出版的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书名虽与邓嗣禹书相同，却有不少论述颇具独到见解。侯绍文《唐宋考试制度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则为专题性著作，对一些科举专题的研究相当深入。至于刘兆瑸《清代科举》一书于1977年由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后，虽然曾出现“轰动情形”，书中所附多幅图和照片被认为“不但为最珍贵的文献，同时更有最大的参考价值”，（注：谢浩：《〈清代科举〉平议——兼论齐著〈中国的科名〉》，见谢著《科举论丛》，台湾文献委员会1995年10月印行，第217、257页。）但实际上这些图片系从商衍鎏书中搬用过来，书中有不少内容（如有关八股文和试贴诗释义部分）也完全抄自商著，且不加注明。而其他一些著作，如1977年山西文献社出版的郭荣生《清朝山西进士》、1954年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的章群《唐代考选制度考》、1969年广益印书局出版的杨建华《〈摭言〉及其作者考述》、1968年正中书局出版的杨吉仁《三国两晋学校教育与选士制度》等书也各有侧重。此外，香港、日本、欧美也有不少科举研究论著出版，代表性的著作可举出日本荒木敏一所著厚实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京都大学东洋史学会1969年出版）、美国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关于社会流动》（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此时期台港和海外科举研究论文数以百计，研究中心已不在中国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