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白银充当着本位货币的角色，因此国际资本流动主要表现为白银的流入与流出。以1931年为界标，近代中国白银的国际流动表现为明显不同的两个阶段。1931年以前，世界金融市场总体呈金贵银贱态势，白银因此大量流入中国。1931年9月以后， 随着世界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中国白银对外币相应升值，国外银价高于中国，白银开始外流，但速度较慢。1934年美国白银政策实施后，国际银价被人为地大幅度提高，中国白银外流速度加快，中国金融由温和通货膨胀一反而为通货紧缩。无疑，1931年前后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不同阶段和特征，对近代中国的金融、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等都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对金融的影响 中国白银在1931年前后国际移动性变化，在金融方面的反映也随之不同。1931年以前，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通货供应量不断增加，中国金融呈温和地通货膨胀态势，由于是硬币通货膨胀，因而负面影响较小。世界经济发展的无数事实证明，温和地通货膨胀不仅不会损害经济发展，反而会促进经济发展。 在温和地通货膨胀时期，中国金融业日趋发达，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白银流入中国高峰期，中国金融业异常繁荣。这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银行存款、库存猛增。 “华商银行最初存款不过一亿元，而最近已增加至20亿元”（注：《银行周报》，第18卷第14期，1934年4月17日。）；上海各华商银行库存， “增加之数殊甚巨”，从1929年至1933年平均每年库存银计有3.2亿元， 较1928 年之数约高1倍有余，与1919—1928年10年平均数相比，则高2／3以上（注：《银行周报》，第18卷第10期，1934年3月20日。）。第二，银根宽松， 市面资金丰裕。库存白银的增加，具有创造通货的正向乘数效应，因此在白银持续内流的年月，中国的资金供应益见宽松。1929年银拆平均率最高为二钱五分六厘，最低为五分六厘；1930年最高为一钱七分九厘，最低为一分七厘；1931年9月以前，最高为二钱，最低则为无利拆借。 至于银行存款利率，1930年及1931年，上海、天津、香港各埠大银行均相率减低1—2厘。第三，债市交易繁荣。1930年政府发行新公债4种， 总面额达1.74亿元，扣除到期还本付息的数额，计增发约5600万元。公司债及股票等发行额合计约3000万银两。1931年政府公债增发3.8亿元， 全年公债成交总额共37.57亿元（注：《银行周报》，第18 卷第10 期，1934年3月20日。）。第四，钱业公单收解数迭创新高。 上海钱业公单收解数1929—1930年增加27%，1930—1931年增加25%（注：《银行周报》，第18卷第10期，1934年10月30日。）。 1931年后形势急转直下，白银开始外流，至1932年中国白银由入超变为出超，又因“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金融业形势逐渐趋紧。“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一度银拆飞涨，银根奇紧，1931 年9月18日，上海银拆为100，至11月底，涨为308（注：《中央银行月报》，第5卷第1号，1936年1月。）。“一二八”事变， 对上海金融业的影响更大。1931年度总结算，被迫一再展期。为防挤兑风潮发生，银钱业临时决定，所有票据，实行汇划，使同业之间尽量节省现币支付。外国银行也积极合作，答应不乘机收受存款。由此上海市面节省了许多现金筹码，金融恐慌得以安然度过。但就总体而言，从1932—1934年上半年美国购银法案实施以前，由于白银外流趋势尚缓，加上白银外流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尽管全国银根已在收紧，内地金融已由趋紧而枯竭，但上海金融业还没有通货紧缩之感，这与上海在中国白银外流扮演的特殊角色分不开。白银外流的路线是由内地流往都市，由都市集中上海，再由上海流向海外，上海是中国白银外流的最后一站。由于有新的增量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上海，补充存量的流失尚有余，因此，中国白银虽然自1932年后开始出超，然而截止1934年8月， 上海市场的白银存量不但没有减少，还比1931年以前要多，内地金融枯竭与上海游资充斥并存，成为1932—1934年中国金融发展独特的现象。 对于内地资金大量流入上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陈光甫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内地不安全，战火遍烧，资金纷纷逃往上海。二是信用紧缩。“通商大埠收缩内地各城市的信用，各城市收缩各村镇的信用，所以内地资金，只有流出，通商大埠只有流进，集中一处，呈露了一种分配极不平均的现象”。三是银行的立场。一方面银行以存户的意志为转移，存户纷纷提现运现，“银行只能听其驱使，收缩放款”；另一方面社会信用大不如前，银行贷款常常不能如期收回，贷款风险增大，银行不得不收缩信用（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 第410—411页。）。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内地对上海贸易的入超。 在战争的破坏下，农村经济破产，出口锐减，进口猛增，1933年以农立国的中国农产品进口竟高达5.67亿元，占总进口值的42%强（注：《银行周报》，第18卷第42期，1934年10月30日。）。出口之值，不足以抵补购入之值，差额结算不得不用现银。上海为中国贸易中心，于是，内地现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1932—1934年，当内地金融枯竭、内地及上海经济逐渐衰退时，上海的金融却众枯独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