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商品贸易探微

      商人素有重商的传统，但商代的商品贸易情况怎样？长期以来，史学界研究不多，今以古代文献、甲骨文和考古资料为基础，对商代商品贸易的组织管理、类型、特点、运输工具、范围、路线等作一探讨，不足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商代商品贸易关系的初步形成和组织管理

      商人在史籍中以擅长经商而著称。商的先人王亥即曾率领族人外出贸易，《山海经·大荒东经》有“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夺仆牛”，《周易·旅》上九也有同样的记载：“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咷，丧牛于易”。《尚书·酒诰》记载周的统治者允许殷遗民在农事完毕后，“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可见入周后，由于传统习惯殷人仍被允许经商。殷人重商与他们的重利思想密切相关，《礼记》有云：“有虞氏贵德，夏后氏贵爵，殷人贵富，周人贵亲，”《礼记》一书虽系晚出，但此话确不可移，实有所据，《尚书·盘庚》篇就记载殷贵族贪图财富，说他们“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盘庚为此奉劝他们“无总于货宝”，事实上商的统治者如殷纣王却：“实鹿台之钱，盈巨桥之粟”，其贪财求富之心昭然若揭。

      商代贸易情况，甲骨文和考古资料中也有记载：

      1、戊寅卜，内，呼雀买，勿雀买。《合集》10976

      2、……弗买……。《合集》21776

      杨升南先生认为这里的“买”是动词，当是购买之意（注：杨升南：《商代经济史》第60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意思是占问是否让雀购买某物。雀，据最新研究是商王派驻今江西吴城地区的最高首领（注：李家和等：《说雀》，《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 他常向商都安阳进贡物品，有些物品是作为臣下向中央的进贡，有的则是为中央政府进行商品贸易，这些东西包括了稀有动物、占卜用龟、冶炼用的青铜矿石和海贝。很多论著在谈及商王向南用兵的目的时，往往强调是为了开辟青铜运输路线，掠夺铜矿，似乎军事掠夺是获得铜矿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却忽视了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相当一部分青铜是通过贸易所得。

      商代商品贸易已初步进行了组织和管理。首先，商代已有了职业商人，上海博物馆有一饕餮纹青铜鼎，腹内铭文为一人荷贝立于舟中。张光直先生曾有文章专门研究商代的徽号，他认为一部分族徽表明其从事的职业，而这一族徽即表明该族的职业是商人（注：张光直著，毛小雨译：《商代文明》第216页，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这一观点是族徽研究的重要突破。此说，在甲骨文中还有一些佐证。

      3、……贾事王……。《合集》777反

      4、……王贾以

      

      ，十一月。《合集》1090

      辞3是说商贾为王事操劳， 而“王贾”的出现则说明了殷代出现了专门为王经商的商人。

      其次，商代已有专职官员管理商业贸易。商代甲骨文有一字，以往多释为“贮”，李学勤改释为“贾”字（注：李学勤：《兮甲盘与驹父》，《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44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甲骨文常见有某地之商贾，如“亳贾”（《合集》18341）等， 还有记载向商王室贡纳龟甲的署辞，如“贾入七十”（《合集》10964反）、 “贾入十”（《合集》19409反）等。

      甲骨文中常见“多贾”的记载：

      5、癸丑卜，于丁巳延多贾，易日。《合集》32107

      6、癸丑，贞：多贾其延，侑升岁于父丁牢，又一牛。 《屯南》3673

      7、癸丑卜，贞：翌乙卯多贾其延陟鬯自……。《合集》19222

      8、壬申，贞：多贾以鬯蒸于丁卯惟……。《屯南》2567

      以上5、6、7、8四条卜辞中大意是讲多贾用酒一类的东西祭祀先人，“多贾”显然是一种身份。它和商代的多射、多马、多亚、多马羌臣一样是负责某一方面的官，“多贾”即是负责商业之官，从以上卜辞还知道多贾参与祭祀，地位之高，由此可见。

      再次，商代已有了临时性质的交换场所。据史籍记载，姜太公在未遇周文王之前曾在商代的军事重镇朝歌经商。《尉缭子·武议》记载：“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孟津”，《战国策·秦策》姚贾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可见太公望曾在朝歌做牛肉生意。尽管我们在考古资料中还找不到市的证据，但商代应有一定的交易场所，《公羊传》解诂云：“因市井而为市”，或许正反映了那时的交易场所是随机而设，还没有形成固定和专门的场所。

      最后，商代中后期已初步形成货币制度。

      商代早期是否有了货币，由于受材料所限，无法知晓，到了中后期，我们通过甲骨文和考古资料获知商代已形成了货币制度。商代的货币分为二类，一是贝，主要指海贝及青铜贝。对于商人是否以海贝为货币，历来争论很大，从目前材料来看，商人已用海贝充当了一般等价物，我们看到商代货币已有了计量单位，甲骨文、金文中常有“贝朋”或“贝若干朋”的说法，这说明“朋”是商代的货币单位，研究者认为， 10贝为一朋。而且商代青铜贝的出现，标志着商代货币的日趋规范。 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现有三枚青铜贝，1971年11月在山西保德县发现铜贝109枚，对此，朱活先生认为“不是装饰品， 而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注：朱活：《商代铜贝》，《古代新探》第14—19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同时，商代金文中还有赏贝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