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商会兴盛时期的三次发展高潮 从近代上海商会发展的轨迹来看，前28年是它的兴盛时期，后20年是它的衰落时期，本世纪20～30年代之交，国民党政府建立后在“整理商人团体”的名义下重新改组商会，强化对商会的控制，正是上海商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 上海商会前28年的兴盛时期大体说来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 第一次是1902年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成立粗具商会规模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它“创商会之先声，促商务之进步”，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商会热起到了先行示范的作用；同时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民间商会的面目出现在外交场合，充当中方谈判代表的智囊机构。它在当时举国关注的中外商约谈判中，以其“不随不激”、“两得其平”的正确主张和灵活手腕，为中方确定了谈判的基调，在当时的清政府及全国人民面前显示出商会的突出作用，也由此加速了建立商部、劝办商会的历史进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闪亮登台，随即以一新工商界耳目的励精图治姿态，公布了它所制定的“第一次章程”。尽管这个章程还很不完善，但其条条内容则均符合工商界的心愿。这对当时上海以至全国的工商界都有很强的吸引力。人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了真实的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了工商界向近代化举步迈进的第一面旗帜。蓄积已久的社会革新潮流，即将在行帮壁垒森严的商业社会里形成一股狂飚，所以一当商部成立，并颁布劝办商会文告和《商会简明章程》之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各地商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仅三四年时间，各地组成的大小商会即有180个，到1911年止，全国大小商会的总数达800余个，其办会之热情，发展之迅速，确实反映了兴办商会是时势之所趋，人心之所向，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上海商会第二次发展高潮是在民国政府建立以后的最初几年内，当时的上海商会，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思想认识和政治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执掌上海商会权力的一批领导人，最初沉溺于宪政的请愿和奔走，因多次碰壁，而逐渐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面目，从而较早地与清政府决裂，并相继投身于革命起义活动。一部分人还参加了同盟会，在光复上海及组建沪军都督府的军事行动和治理地方行政的举措中，屡建功绩，从而为上海商会增光添彩，在全国工商界博得了一个“革命商会”的称誉，并以其在全国工商界的巨大影响和号召力，带动了各地商会挣脱与清政府残余势力之间的政治羁绊，向民主共和旗帜迅速归附。 民国初期再次改组的上海商会，一方面修订原有章程，放宽入会条件的限制，降低会费标准，改变选举办法，使得以往那些渴望参加商会但因受自身经济实力或入会条件所限而不得不向隅观望的中小行业的商人也有跻身商会的机会。据报载，经过改组后的新一届上海商会，呈现出商界涌动、踊跃入会的局面，使商会会员人数较之前清时期猛增4 倍。新当选的上海商会领导人对此也不免喜形于色，认为“欲求会务发达，全赖各业维持，入会之商号愈多，则商人的权力愈大，凡事皆宜措办。”（注：《申报》1912年5月7日报道。）另一方面则寄希望于大局底定的民国政府，能真正开创民主政治的新局面，营造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而使商会能专心致志地开展正常会务活动。1912年间，出席全国临时工商会议的上海商会代表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并经与会代表议决，把该会总事务所设于上海商会之内。这样，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国际都市也就成为商会大联合的活动中心，上海商会实际上掌握了全国商联会的领导权力，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的言行举止，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海商会第三次发展高潮是在1920年的一次历史性改组之后，由于受民国初期奖励实业政策的刺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度有所振兴，与此相应的各类实业人才也相继脱颖而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为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伴随五四运动而来的新文化、新思潮的广泛传播，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转变了人们的观念，激发了人们变革社会现状的爱国热情。在日益澎湃的社会革新潮流的推涌下，上海企业界人士对上海商会的旧有领导体制和因循守旧行为越来越不满意，而不断发出改组上海商会的呼声。发生于五四运动中的“佳电”风波，加速了上海商会领导层的权力交替进程，改组后的上海商会新领导人以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以及雷历风行的办事作风，把许多年来一直载入商会章程，但长期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重大事项，诸如创办商业期刊、商业图书馆、商品陈列所、商业补习学校以及罗集各地国货产品举办不同内容的国货展览会和组织国货产品出国参赛等等，都在短短几年之内被先后提上商会的议事日程，并组织专门委员会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把这些重大事项一一付诸实施。这在上海商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盛事，也是上海商会在近代化进程中办事效率最高、实绩最为显著、事业最为辉煌的一个历史时期。 上海商会前28年所处的时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然而恰恰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内，上海商会有比较大的作为，这是什么原因呢？而促使它获得较快发展又有哪些条件呢？这正是留给我们思考而必须寻求获得答案的问题。 我认为，上海商会之所以乱世反盛，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在政权分崩离析、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况下，商会大大扩展了自己的职能范围。 一般来说，商会是统领工商界的社会团体，在与各方面进行社会交往和处理各种事务中，应把握住自己的社会定位，行使自己的职能。商会章程中载明的辅助政府促进工商业的进步与发展之类的宗旨和任务，正是商会社会定位和基本经济职能的体现。但是在清末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当时政府的极端腐败，或长时期分兵割据，政出多门，穷兵黩武，殃民祸国。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内，作为代表上海全市工商利益的商会不能不为工商业的命运和前途着想，不能不起而干预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以尽其拯救国家危亡、保护工商业利益的责任。这样也就使上海商会行使的职能范围从原有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和其他社会领域。也正是这一系列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才把上海商会推上了政治舞台，从原来的商界“明星”变成了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大大提高了它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