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企业是在外国资本列强打破中国国门后产生和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同时变成为外国列强主导下的、非独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中国民族企业的成长（本文主要指工业企业）与外国资本列强的关系，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界和思想界一直关注的问题。其中两种有影响的观点值得注意。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落后必然要挨打。民族企业之所以难以发展和处于劣势，根本原因是中国自身的问题所致，如历史传统、封建性、种种内在弊端，等等。正是这些问题，致使中国民族企业不能完整地变成“资本主义”的性质，不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飞跃”。有人将这个认识推至极端，甚至认为“如果中国被外国资本彻底殖民化了，其现代化的过程可能会快得多”。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自身完全可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外国资本列强通过种种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阻碍了民族经济的进步。这个认识的某种极端表现，是将民族工业所产生的一切问题，都归之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背景之下。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看似水火不容，实则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唯一取向，在这个“现代化价值观”的影响下，它们都忽略了中国国情——它既有有利于现代化的积极方面，也有不利方面——是影响现代化的基本因素。它们都忽略了19世纪以来，在帝国主义严重影响全球包括中国政治经济大局的总背景下，中国已经不能按“资本主义正常规律”走上“现代化”进程。它们也都忽略了深受传统影响的民族工商业者个人的作用——其中有可为今天借鉴的宝贵经验，也有惨痛的失败教训。总之，根本在于它们都不明白，中国近代经济变化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什么是外因？即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影响的双重性：它在使中国受到先进生产方式影响的同时，在更大程度上破坏阻碍了经济发展。什么是内因？即中国经济本身的特性，它既有不利于现代变革的因素，也有有利因素。 强调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中国现代化积极作用的论者们似乎不清楚：中国历史传统和近代被侵略的国情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国情特点对实行现代化的制约也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即便人们在主观上企图“全盘西化”，客观现实也不可能做到。在强调外国侵略对现代化的阻碍作用时，另一些论者们似乎也不很清楚：列强侵略之所以破坏性极大，不仅是依靠了武力和经济实力的以强凌弱；通过破坏传统的多种积极因素与现代先进结合的过程，列强在更深层次上破坏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条件。这种破坏的过程，往往又是通过中国自身的种种内部因素而发生。正是因为基本条件遭到破坏，使得在不少场合即便民族工商业者能够运用一些资本主义先进手段力图发展，其经济行为也会“变异”而适得其反，但从表面看，这又是民族工商业“主动”行动的结果，而并非列强直接干预。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明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和特点，似应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中国的最大矛盾和危机，是如何在向西方学习，以抗击侵略、免遭亡国灭种前景的同时，又能保持传统中适宜国情的优势成分，在破除闭关自守、与国际交往的新局势中，改革自我又不放弃自我，重新找到振兴民族的方向和途径。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有必要搞清，在与西方的接触中，中国本土的优势和劣势因素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表现出来的？而“西方文明”在中国近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现代化的“促进”和“阻碍”作用又是什么，它又是如何表现的？这些问题，只凭着某种抽象的理论，例如所谓“现代化理论”、“市场经济机制”等等，是不可能做出准确判断的，只能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加以认识。本文拟以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在30年代“经济危机”中的行为为个案，略窥在资本列强主导我国经济格局下民族企业行为的“变异”现象，望能有助于理解上述问题。 一、危机前民族棉纺织工业概况（1919-1931年） 初步认为，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前的30余年，中国民族棉纺织工业总体上尚能够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底线”勉强操作：当市场行情好时，进入企业增加生产能力扩张，生产扩大；反之，则企业缩小生产、企业数量和行业规模缩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是民族棉纺织工业的“黄金时代”，大约延续到1923年左右。从1915年后至1923年的8年中，华商纱厂数的34家增至112家，增加2.3倍，年均增10家；纺锭从519 996枚增至1 803 218枚，增加了近2.5倍，年均增16万余枚，并且绝大多数增锭后都很快投产。企业利润大增，一些企业急速扩张了规模。1923年后至1927年左右，市场明显收缩，企业利润下降，全行业停止扩张，进入萧条期。②在这4年中，华商企业只增加了5家，年均1家多，纺锭数增加了21.5万余枚，年均不足5.4万枚。 1928年后至1930年，市场行情明显好转，加之其他有利条件，华商纱厂又开始逐步扩张。 该年，全国棉纺织工业的运行状况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在棉纺织工业中心上海华商纱厂“既受反日会取缔日纱之荫佑，复得市场本纱标准为屏障，益之以廉价原棉予取予求，下半年乃造成华厂大好获利机会，凡纺纱一包，至少获利十两，多者且达三十两”③。 1929年，华商纱厂的状况，在大体相当的原因下，总体延续了上年扩张趋势，是个较好的年份。据统计，1929年各帮自上海购入机纱464 441包（包括香港的1 430包），约较上年增加74 129包（不计香港72 699包）。④1930年华商纱厂逐渐减缓上升势头，主要表现为纱销疲软，销量停滞，纱价下降，存纱增多。但由于棉价不高，没有形成棉贵纱贱之势，棉纺织业的整体赢利状况尚不错，可谓持续第三年的好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