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我国民众衣用原料采用棉纺织品的转折时期。伴随着这一历史转折，在北方黄河中下游五省，棉纺织业作为一种新的手工业应运而起，由南向北，逐渐扩展；入清之后，持续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自产的棉纺织品，广销于北方各地城乡市场，满足了当地民众生活的需求，使得元、明以来北棉南运，南布北运的格局发生了变化。 一、棉纺织业的兴起和发展 我国的棉纺织业，历经宋、元，在江南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手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门。由于棉纺织品价格低廉，坚固耐用，便于普及，因而为民众所喜爱，于是，便由江南逐渐向江北扩展。有关北方棉纺织业的产生，史无明确的具体记载。元末西贤在《新乡媪》这首诗中说：“蓬头赤脚新乡媪，青裙百结村中老；日间炊黍饷无耕，夜纺棉花到天晓。棉花织布供军线，借人辗谷输公田。”（注：顾嗣立辑《元诗选》集，西贤《金台集》。）据此可知，至迟在元末河南新乡地区，农家已在纺棉织布。然而，北方黄河中下游五省棉纺织业的兴起却是在明代，其发展是在清代。大约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才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过程。 1.棉纺织业在北方的兴起。棉纺织业的兴起是在明代。促使北方各省棉纺织业兴起的动因，除棉纺织业自身所具有的优点和特点外，政府的提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明朝建国之初，以朱元璋为首的统治集团，看到棉纺织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责令各地种植棉花，并且把棉布作为国家税收征收的项目。后来，又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地调整税收征收项目，将征收粮食、棉花改为棉布。成化十四年，令山东每粮一石，折布一匹。（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五○。）这一税收政策导向，对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农民仅仅是为了完成向国家交纳的税收就需要从事棉布的生产，或从市场上买得一定数量的棉花或棉布。因而，北方各地适宜种植棉花地区的农家，在明初开始习学纺棉和织布。在技术上采用南方的纺织技术，由南向北逐渐展开。它比棉花种植在时间上说要稍晚一点。大致地说，在明代嘉靖年间，北方有棉纺织业的，主要的是在棉花的产区，其范围要小于棉花的种植区，也就是说，有些产棉花的地区，在明代嘉靖时还未有棉纺织业。 有明一代，北方五省中，山东棉纺织业的发展速度是较快的。嘉靖年间，该省辖区三分之一的州县都能纺线织布。在同一时间的河南，棉花种植已普及到河南的二分之一以上的州县，但是能自产棉布的，也只不过二十多个州县，不到该省州县的四分之一。陕西在元代已有棉花种植，但在明代，能够纺棉织布的只是渭河两岸的少数州县。大约在嘉靖年间，产棉花的富平县能够自己织布（注：嘉靖六年《耀州志》卷四《物产》。）。高陵县农家纺棉织布，在县城新街市集上，“货布、花、米、麦，优诸处”（注：嘉靖二十年《高陵县志》卷二《物产》。）。然而，在此期间，在陕北各地以及陕南汉中的一些州县，自己尚不能纺棉织布。山西地区，在明代中后期年间，多数州县还是寡于纺织，或“闺闼不闻纺绩声”。万历时，潞安府虽然用棉线织布，“间有，亦粗恶”（注：万历四十年《潞安府志》卷一《物产》。）。直至明末，也只是在太原、平阳府及晋南二十几个州县才有自产的棉布。 2.棉纺织业的发展。明代棉纺织业作为家庭副业进入了北方山东、河南、河北的农家，成为农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至明代后期，棉纺织业在北方五省仍存在有突出的两个问题：一是棉纺织业未能普及。不仅一些不产棉的州县，没有棉纺织业；就是一些产棉的州县，也还没有棉纺织业，或者是没有织布业。明代嘉靖年间《濮州志》的纂修者曾说：“濮土之高者以十计，其二三率时木棉，土人善为布，其坚密不在南织下。公私皆便之。而魏博、卫、邺以北，土虽多种木棉，而鲜为布，男女未尝识机杼者，故尽以四远贸易。”（注：嘉靖六年《濮州志》卷二《食货志》。）就是在已经有了棉纺织业的县内，各地也有差别。山东在明代棉花种植得到了较大发展，成为棉花的主要产区。但是，能够生产棉布的州县却比产棉的州县数为少。棉布的产区，主要地是在山东西部的兖州府和济南府，就是在这两府中，也不是所有的州县都有棉纺织业。汶上县，在万历年间，虽然有棉布生产，但并不是全县各个村落的农家都能织布，而是“西河乡人多为之”（注：万历三十六年《汶上县志》卷二《物产》。）。其它地区尚未有棉布的生产。乾隆《平原县志》在记述该县棉布生产时说：“近时士大夫家闺阁亦然，民间则男子亦共为之。”这就说明平原县在此之前还不能织布。二是自产棉布质差量少。如隆庆年间，真定府赵州所产“布亦粗劣”（注：隆庆元年《赵州志》卷七《物产》。）。万历时广平府成安县所织棉布，“最稀窄不堪，价倍他方”（注：万历四十年《成安县志》卷三《方产志》。）。天启时，乐亭县所产“布不细美”（注：天启二年《乐亭县志》卷一《风俗》。）。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为广大民众所关心，也为当时地方政府所注意。一些有作为的政府官员曾经多方采取措施，予以提倡和支持。山西嘉靖十四年寿阳县知县申杰“作纺织具，悬之县门，且遣人授以法，以董其功。自是寿阳民遂能自为衣”。万历年间，吕坤在任山西巡抚期间，大力提倡发展棉纺织业生产，并且制订了完整的方案，大体上说，分为三步：一是责令制造纺织机具，以供农家纺织所用。二是先由各地官府出银两购买棉花一千斤，分给各家，每户一斤，限期纺完。有先纺完线又细者，免交花价，作为奖励。十日之内纺完及线稍粗者，免收花价一半。二十日之外纺完及线粗者，花价全收。一个月之外不能纺完者，罚收花价一斤。三是组织农家织布。“移文榆次等县，送织机者二三十人，教民织布，将纺线之家男妇，定日陆续向机匠学织一年，而千家能纺织矣。”（注：吕坤：《实政录》民务卷二。）同一时期，河南确山县知县陈幼学，积极推广棉纺织技术，“时妇不能纺者，授纺车八百辆”（注：《明史》卷一百六十九《陈幼学传》。）。钟化民在巡抚河南时提出推广纺棉织布。他劝督的对象是农村妇女。其具体办法是：“令各府州县，每遇下乡劝农，即查纺织之事，凡民家棉线多者，此勤于纺织者也，则呼其夫而赏劳焉。棉线少者，此惰于纺织者也，则呼其夫而责戒焉。”（注：钟化民：《救荒图说·劝课纺织》。）康熙十五年至二十二年，在山西阳曲县任县令的戴梦熊“议制纺车，分给四乡，其贫乏者并给木棉。按月察其勤惰。”（注：周永春：《复古指南序》，道光二十三年《阳曲县志》风俗志。）乾隆二年，河南巡抚尹会一针对当时河南百姓不习织布，而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的情况，提出：“应令地方官晓谕有力之家，或多造机杼，货于织布之户，量取赁值；或将无碍公项，可发动支打造者，令其报名给领。俟一年之后，交还原项。并广劝妇女，凡牌甲之内，有一家织布者，即令同甲仿效行之。久而比户连村，无不各勤纺织。”（注：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三《敬陈农桑四事疏》。）北方各地政府所采取的这些积极倡导和支持的措施，为各地发展棉纺织业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加快了各地棉纺织业发展的步伐。因而，在清代乾隆年间以后，北方五省的棉纺织业得到了显著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