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的设置以及官窑作为正式称谓的出现，是从宋代开始的。关于宋代官窑，南宋叶寘《坦斋笔衡》中有如下记载：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润，为世所珍。后郊坛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在官窑设置之前，定窑和汝窑，先后奉命为宫廷烧瓷。此外，《宋史》卷四百八十、《元丰九域志》卷三等史料中还可见到北宋时越州、耀州等地土贡瓷器的记载。北宋初期，宋廷设有“瓷器库”。“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诏瓷器库纳诸州瓷器，拣出缺纹数月目等科罪。”（注：《宋会要·食货》五二之三七。）库中瓷器，有些是常贡品，如越窑瓷器，有些可能是地方官为买好朝廷主动送纳的，更多的怕还是宋廷以诏敕形式直接向地方宣索。宋代的贡窑，大都是当时著名的民间窑场，它们除生产贡瓷外，主要产品还是民用商品瓷，而且贡瓷与民用瓷均是作为商品生产的（注：这里所说的宋代贡窑，还包括清凉寺汝窑和钧台窑。笔者对如今流行的所谓此二窑均为官窑的观点持保留意见。）。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说汝窑：“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显然，汝瓷的属性还是商品。 官窑设置的时间，文献记载是在北宋末政和年间。宫廷为何要“自置窑烧造”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徽宗皇帝追求奢华，显示尊贵吗？从官窑传世器来看，其种类大体可分为日用器、陈设器和祭器，其中以日用器为主。还如汝窑，传世器中，多数也是日用器，如碗、盘、碟、盏托、盆、奁等。这就说明，宫廷用瓷多为日用器；宫廷设置官窑，也主要是生产这类产品，以满足宫廷日益增长的需求。瓷器属耐用消费品，若无大量需求，仅是为了显示豪华尊贵和高雅趣味，宫廷恐怕是不会自置窑场的。宋代在服饰、宅室、交通工具和器用等方面，虽都有严格限制，“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注：《宋史》卷153，《舆服志》。），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 等级制的某些规定不断被僭越。真宗时，“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镶金为饰，虽累加条约，终未禁止”（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乙巳。）。前面已提到，汝窑被宫廷拣退者，可以出卖。瓷器库的拣退品，由“行人估价出卖”（注：《宋会要·食货》五二之三七。），亦是如此。可见，瓷器的官、民界限，在宋代社会生活中可能并不像我们臆想的那么森严。 宋廷对手工业的依赖性是很大的，这可从两方面看出：其一，宋代官营手工业高度发达。宋代官营手工业是隶属政府的各式手工作坊、场务等，主要生产宫廷、军队以及各级官府所需物品。宋廷设有工部，而直接的管理则由政府另设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职掌，这些机构都有各自管理的手工作坊。此外还有直属于内廷的造船务、内酒务、后苑造作所、后苑烧朱所等。最大的手工业部门是土木营造和军事制造，而主要服务于宫廷消费以及宫廷对外活动的生产部门，如少府监下属的文思院、绫锦院、染院、裁造院和文绣院等，亦具相当规模。文思院掌管的多是金银犀玉等工巧之物制作，以供皇家舆辇、册宝、法物等器服之用，此外还有绣作、缂丝作、裁缝作、藤作、丝鞋作等等，作坊多达三四十个。绫锦院汇集各地织工，太宗端拱元年（988）时有兵匠1034 人（注：《宋会要·职官》二九之八。），真宗咸平年间（998 ）“有锦绮机四百余”（注：《宋会要·食货》六四之一八。）。建于徽宗崇宁四年（1105）的文绣院，招收刺绣工300人， 并选诸路善绣匠人为工师（注：《宋会要·职官》二九六八。）。庞大的官营手工业构成一个较完备的生产体系，通过它们，宋廷基本可满足其生活消费及部分军事所需。其二，宗戚、官僚以及宫中嫔妃、宫女、宦官等人数日益膨胀。北宋初期，宗室人数甚少，不过数百人而已，至北宋末，增长数十倍。靖康之祸，尽管大批宗室沦为金朝的阶下囚，而逃到南方的宗室人数仍不少。据宁宗嘉定三年（1213）统计，当时，吏部“四选”官员“名籍”共38864员，而宗室补官者达3923员，另加“宗女夫”308员，共计4231员（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嘉定四选总数》。）。虽然宋廷对宗室有种种禁约，但其加官进爵者，政治地位及经济收入往往高于一般官僚。对此，司马光有论：“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25，《论财利疏》。）宋朝官员的人数，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也愈来愈多，真宗时有官1万余员，仁宗皇祐年间，增为2万余员，至北宋末达4万1千余员，而且还未将高层的文臣武将包括在内（注：参见朱家源、王曾瑜：《宋朝的官户》，《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到南宋时，尽管辖地丧失五分之二，官员冗滥之弊却沿而未改。宋代官员的收入，除俸禄外，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中高级官员的收入相当丰厚，使其完全居于养尊处优的地位。如此庞大的宗亲官僚阶层，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之大，是不难想见的。就瓷器而言，如果再加上陈设、祭祀和礼送等用瓷，所需就更为惊人。这正是宋代官窑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分别藏有两件带“蔡”字铭的汝窑瓷器，对此有学者推测到：“刻‘蔡’字铭文的是物主的姓氏无疑，宋代蔡家能收藏汝窑瓷器的恐怕有两种可能：一为蔡京，徽宗时京位极人臣，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能性较大；一为蔡京之子蔡縧，縧为驸马，徽宗七次至其府第，赐予珍宝无数，其中必有珍贵的汝窑瓷器在内。”（注：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第六章第五节，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此种推测是否可靠，似无关紧要，这两件汝瓷至少可证实，那些奉命烧造的高档瓷器，除为宫廷占有外，还为官僚巨室、权幸之家所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