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发展研究的历史已经将近有半个世纪。在此期间，各家学派层出不穷，各种著作汗牛充栋，曾经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现在它却陷入了重重困境。既有的政治发展理论遭到更多的怀疑，甚至有人宣称，政治发展研究在大多数政治科学家眼里已是奄奄一息了：约翰·弗里曼（John R.Freeman）、杜特利·西尔斯（Dudley Seers）、迈克尔。爱德华（Michael Edwards）、戴维·阿普特（David E.Apter）、罗伯特·帕肯罕（Robert A.Packenham ）等政治发展研究学者都认为，政治发展研究只给实践者留下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很难应用的支离破碎的理论。本文以为，理解当代政治发展研究之困境，而要溯源到该学科的历史演变进程。事实上，当代政治发展研究在围绕方法论建构这一核心问题上发生过不同取向的分化。这种分化的直接起源于对早期现代化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不同反思以及进而发生的一系列研究命题和对象的转移。一种形成主流学派，主张价值与事实分离，学科中立；另一种非主流学派，则积极反对依附西方，宣扬重塑价值观念。 价值剥离：现代化、发展和变迁研究 当代政治发展研究的主流学派曾主张价值与事实分离，保持研究的真正科学性，源于现代化——发展——变迁这一脉研究历史。由于历史的原因，最初的现代化理论家都把现代化定义为“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十七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注：勒纳：“现代化”，《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6卷，纽约，1965年，第324页。）把现代化进程看作是西方文明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实质上是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在西方的许多著作中，这种观点从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它也不可避免地控制了始于50年代初期现代化研究的当代政治发展理论。当时的政治发展理论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进程界定为朝着西方式政治民主的发展，而民主发展反过来又与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关，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认为政治发展研究必然涉及到善恶判断的价值观，并提出西方社会的特定政治形式应该是任何社会努力追求的目标。 当然，这也与现代化理论诞生的背景有密切关系。从十八世纪启蒙学者开始用理性的发展作为线索全面解释社会变化，到十九世纪历史学家用进化论寻找社会发展规律，直至二十世纪以后出现工业化理论和发展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对社会进步作出了有力的解释，但它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方面，甚至产生了现代化即工业化或经济增长的观念。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进步是个多层次的变化时，用一个崭新的概念来替代成为必然。1951年，在美国《文化变迁》杂志编辑部举行的学术会议上，诞生了“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注：《文化变迁》杂志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的学术刊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创办，霍塞利茨任主编。这次会议讨论了当时有关贫困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及美国对外政策。）1958年，丹尼尔·勒纳在其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中提出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此后，现代化研究开始正式出现。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出现在美国，有它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五十年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民族独立运动浪潮，新兴的独立国家纷纷诞生，并逐渐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新形势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挑战，美国政府为了重新调整它的对外政策，需要对新兴国家的发展背景和前景进行研究，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早期现代化理论自然而然带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是并不奇怪的现象。 但是不久，这种具有明显偏见并忽视各个不同社会内部文化传统的价值观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中比较著名的如布莱克和他的有关著作。 （注：有关著作如Cyril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New York:Harper Row,1996；布莱克编：《 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这些批评推动了现代化理论家重新检验过去的理论和观点，出现了多种学科，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和传统性这对核心概念进行阐释。但这些阐释过度强调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共性，割裂和绝对地看待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摆脱现代化即西方化的结论。（注：布莱克编：《比罗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第7—17页。 ）而以布莱克为首的学者则认为两者并非绝对对立和排斥，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并首先提出了把现代化理论的重点转向对发展中国家本身的现代性和传统性互动关系的研究。 本文认为，此时，现代化研究出现了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有四个过程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政治发展研究从现代化研究中独立出来，并逐渐祛除价值判断。其一，那种认为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应当视为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地区效仿的榜样，因而只有照搬西方的全部制度和观念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观点被逐步抛弃，对发展中国家自身内部因素的关注日益增加；其二，对现代化静态的研究开始被对现代化动态（互动关系）的研究所替代，这就使“发展”的概念凸现出来了；其三，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现代化中断（Breakdown of Modernization）现象告诉人们，缺乏成熟政治保障的经济增长往往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对此已经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其四，科学主义的主流思潮促使从事政治发展研究的大部分学者试图摆脱价值判断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开始只描述事实，而不再判断政治体系的好坏，也不再说政治体系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 阿尔蒙德和科尔曼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正是这个转折点的标志。虽然它并非一部关于政治发展的著作，但该书把区域研究和政治学的“行为革命”统一了起来，“把理论的严密性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并通过系统的多国比较来考验普遍性”，（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商务印书馆， 1996年，第149页。）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阿尔蒙德用“发达的”与“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政治体制来区别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并坚持“一切政治体制在文化上都是混合的，把传统和现代的成分结合在一起”这一关于“双重性”的观点。 （注：Almond, Gabriel and James S. Coleman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Princeron UniversityPress,1960.P23—24 ）这部著作试图建立一种进行比较研究的中型的概念和范畴，诸如体制、任务、文化、结构、功能和社会化等，从而对规模、结构和文化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之间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它缺乏关注政治动态发展的局限性被六年后阿尔蒙德和C ·宾厄姆·小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发展的研究方法》一书所弥补。 （注： Almond,Gabeiel and G.Bingham Powell:Comparative Politics:A Developmental Approach,Boston:Little Brown,1966.P13）后者还补充了如提取、限定、分配、符号和反应等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