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民国初年，随着外来思想、学习、概念、学说的大量输入，引发了中国本土语言的同步变化，甚至在本世纪之内，这种变化还在继续，只不过视外来影响的强弱存在缓急之分。白话文虽属古已有之，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白话文与明清小说的白话文不可同日而语。尤其在思想和学术的层面，汉语已经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在现代白话的表述形式下，演变成分析性色彩很强的语言。在某种涵盖广泛的学理支撑下推衍核心概念，已成为本世纪思想和学术表述的基本形式。由思想和语言的同步巨变来观察20世纪的中国文论，有若干值得今人反思回顾的问题。 西方文论与其他人文学术一样，都有不假依傍他人的习惯；对前人的学说虽有借鉴，然要之以自己的立说为本，提出一套自创的概念范畴依据逻辑的规则加以论证。因而，其学术传统的特征是断裂的、突变的。一种学理新出，还未能有足够发展，另一种学理又鸣锣开场；而每一种新说的背后都有其对象和独特的问题意识。拿文论来说，社会——历史批评、心理——原型批评、新批评、形式批评、叙事学、结构主义、后现代批评等等，可以说新说迭出。而其文论的舞台所以呈现新说迭出的面貌，必有其思想传统、语言本性和社会焦虑的原因在起作用。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支配新说的问题意识。问题在于这些新说输入中国后，剥离了与其本土紧密相连的问题意识和对象而转变为纯粹的概念分析框架，在20世纪中国文论舞台上大显身手。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的人当然对这种现象有不同的评价，它或许是文化交流过程不可避免的“初级阶段，但也可能是中国文论进入20世纪才发生的“忘而不返”。我们当然希望输入的概念、范畴及其分析框架能够与本土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寻找本世纪文体转变以后的审美和诗意的归宿处。但是，事实可能与我们的愿望背离，输入的学理、概念和分析框架或许已经成为阻止我们锤炼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发现自己的对象的因素。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跨越语言而思考。支配20世纪文论舞台的核心术语，已经不是意境、形神、兴趣、评点、章法、白描等，而是形象、典型、主题、内容、形式、题材、环境、心理等等。在这思想背景之下，要指证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诗意，恐怕凶多吉少。本世纪的文论舞台，就象一个实验场，西方主要的文论流派，都穿上汉语的衣装登场亮相，并且引起相当的追随和模仿。缺乏本土问题意识和对象的单纯追随和模仿占据了相当的批评空间。究其原因，西来的学理、概念、分析框架除了提升我们对某些大问题的分析、综合能力之外，还自生出许多与我们本土文论问题无关的“假问题”，它阻碍了我们对本土问题的切近。看起来我们在批评、研究，但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并没有从批评研究中生发出来，只是借用他人的概念术语衣装演练了一场堂皇而缺乏神采的戏。 以概念、范畴的推衍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如能够正确涵盖对象，假如能够锤练出独特的问题意识，当然有传统文论所不及的优胜之处。比如说，它长于分析涵盖面广的大问题，能够以逻辑紧密的论述方式透析对象。但是这种分析框架的长处不是毫无条件的，如果概念不能准确切中对象，如果术语的指向模糊不清，如果所论证的命题不是从对象中生发而来而仅仅是向外借来的“假问题”，那么，概念推衍和逻辑紧密就成了这种分析框架的弱点：隔靴搔痒。20世纪文论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就是论者常常被一些自成系统的概念群牵着鼻子走，文论的所论常常不是文学本文，而是借作品文本做“起讲”，论述那个圆满自足的论述自身。回顾古典批评传统，批评与文本的关系是极其紧密的，批评所说道的始终就是文本。不论其理论意识是否强烈，至少批评没有脱离对象自身。这或许与古代思想传统和语言的非分析特质有直接的关系。进入20世纪，语言发生巨变，分析色彩增强使得概念推衍及其论证在学术话语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批评者的思考无意中由于语言的改变而疏离了与批评对象的关系，主观以为抓住了更大的问题，更切中批评对象的核心，掌握了更科学的方法，其实是与批评对象更“隔”了一层。在许多批评家那里，虽然号称是文论批评，但实际上文本的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进入批评之前，早已有一个现成的概念框架，早已有一套准备好了的学理，谈文说艺不过是按照既定的观念框架去裁剪作品。与其说是批评真实存在的文本，不如说是批评被某种学理和逻辑框架所塑造的虚拟文本。批评与文本的疏离是本世纪文论的显著特征。当然，文论与批评对象分隔，在封闭的批评话语之内自说自话，它也有自身的意义：能够担当起意识形态的使命。不过，我们还是要追问，隔鞭搔痒式的文论给批评究竟留下什么？20世纪中国的文论圈子，是忙碌而变迁巨大的，古代文论的范式远离而去，概念、范畴是更新了，新学理是输入了，知性、分析、逻辑的现代学术语言大体上是造成了，但是这一切似乎并未使现代文论蒙受与之相当的惠泽。说实在的，20世纪文论不过是具备这一切的表面工夫，而并未得其实质。或者说，20世纪文论在思想与语言的大转变面前，少得其利而多蒙其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