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时代“命”意识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悲”意识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04-0150-06

      一、“命”的字源考辨

      在人类文化史上，某一个字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某一种人文观念的相对定型化。就“命”的字源来看，商代甲骨文中虽无“命”字，但有“令”字，写作，像一人屈身跽于一个三角形之下。《说文解字》释“令”：“发号也。从亼卪。”人上的那个三角形，像天之形或代表帝之居所的宗庙之形，意指处于主动之势发号施令的帝天；那挺直上身两膝着地长跪的人，意指处于被动之势的受令者。殷人对外推行武力征伐，对内施以严刑酷政，并习用人殉人祭，人道的观念在他们那里尚未苏醒。在这种境况下，人自然成为处于被动之势的受令者，而那高高在上的帝天则成为处于主动之势的施令者。对殷人来说，这个处于主动之势的施令者指的就是他们所崇拜的宗族神。傅斯年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写道：“商代的帝必是个宗族性的，这可以历来传说商禘帝喾为直证，并可以商之宗祀系统中以帝俊(即帝喾)为高祖为旁证。”①宗族神是靠血缘关系来确立与维系的。对一个人来说，血缘关系及宗族神是其无法选择的前定性力量。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母腹中结胎之际，他(或她)就已注定属于某种血缘，待其出生之后，他(或她)也就注定要归属其父母所属的那个宗族神。殷人以帝喾为共同崇拜的宗族神，帝喾也因此成为殷人心目中的一种带有命定色彩的钳制性力量。

      如果说“令”在殷人那里更多的是一种外在于人之选择的“天令”的话，那么在周人那里这个“令”于“天令”之外又衍生一种“王令”的意味。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辨证》中对西周金文中出现的“令”(写作)字一一列举之后说：“归纳上列令字之用，不出王令、天令之二端，间有所令出自长上不专指君王者，然此固王令之一类也。”②“王令”与“天令”的并置无疑是一件具有文化史意义的事情，它至少意味着周人已不再像殷人那样只是一味地听命于“天令”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那个立于“天”与“人”之间的“王”凭什么能代表“天”来向“人”发布诰命？又凭什么能代表“人”来向“天”祈求永命？面对此类关涉天人之际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考辨出现于西周的“命”字来领会其中的某些閟机。

      “命”字后出，是由“令”变异而来的一个异体字。周代金文中已有“命”字，写作“”。《说文解字》释“命”：“使也。从口从令。”既然“命”字从“口”，那么“令”自然是从“口”中发出的，那由人之口所发出的令也便是“人之命”了。当然，这里的“人之命”具体指的是“王之命”。在周人看来，只有“人”中之“大”(有德)者才配称“王”，只有配称“王”的“大人”才有资格“受命”、“保命”与“诰命”。因此，“王命”尽管在当时仍与“天命”交替使用，不过周人“命”意识中的天人关系已经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如，《尚书·周书·君奭》中载有周公与召公的一段对话：“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周公这段话的主旨在于，天命难得，天意难测，它随着人事而变易，唯有“恭明德”，才有可能受命；否则，即便已经受命，也会因着丧失明德而“坠厥命”。周公在这里明确地将人事与明德视为天命的基础，进而赋予天命以一定的公正性的期许，由此也使周人渐愈松开了殷人对前定的天命的那份执著。傅斯年在阐发这一变化时说：“殷周之际大变化……既不在物质文明，又不在宗法制度，其转变之特征究何在？曰：在人道主义之黎明。”③

      二、两周时代“命”意识的特点

      中国人的文化意识是由周文化塑造的。就“命”意识而言，征之于先秦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周人的“命”意识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天命靡常”；二是“永命”以“敬德”。

      先来看“天命靡常”。此语出自《诗经》。《诗经·大雅·文王》载言：“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该诗的主旨在于“天命靡常”，意思是说，“天命”并不定在于某一朝代，它既可授命，亦可夺命；就某一朝代来说，它既可受命，亦可丧命。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作为人中之大者的“王”在行人事的过程中能否“聿修厥德”。《尚书·商书·咸有一德》中亦有“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之说。可以说，“天命靡常”是一种典型的非定命观念，这种非定命的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相当普遍。《诗经·大雅·荡》载言：“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正因为“命多辟”、“命匪谌”，周人试图通过“算命”来卜测吉凶休咎，窥探“命”的消息，借以安排人事活动。“命”既然是可算可卜的，那么它就不是不可改变的，这一观念突出地体现在“革命”一语中。《易经·革卦·彖传》载言：“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意指变革。有变革，四时乃成，生命乃续，文明乃延。更为重要的是，变革起之于“志不相得”，衡之于“大亨以正”，这才有“革命”之说。“汤武革命”，便“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命”既然是可以“革”的，那么它就是可以变的；它既然可以变，就显得“靡常”(“无常”)。不过，“命”的“无常”说到底并不是妄为的。《易经·无妄卦·彖传》载言：“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在周人看来，“天”授命或夺命，“人”受命或丧命，其实那“命”是“靡常”且“无妄”的。这“靡常”且“无妄”的“命”的秘密，便在于一个“正”字。“正”则天授命、人受命，此即所谓“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这样一来，人对“天命”的追问便被转化为对“人道”的正或不正的反省，由此而形成了周人的“敬德”以“永命”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