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知识者的一个重要人生追求是做“帝王师”，直到上一个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还为知识者圆了一百零三天的“帝王师”梦。但是，西太后的宫廷政变，却将康梁的美梦变成了一场充满血腥气的恶梦。不过，这场恶梦却促成了知识者的一个划时代的转变：由追求做“帝王师”到追求做“大众师”的转变。自此以降，中国知识者便开始了各式各样的“化大众”（即启蒙大众）的努力，同时，为了他们的“化大众”话语被大众接受，他们又不得不对他们的话语甚至他们自身实施“大众化”的改造。萌生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百年中国文学，从一开始便踏上了由“化大众”和“大众化”这对孪生主题共同导引的轨道…… 一、化大众与大众化主题的浮出 鸦片战争的炮火在物质的层面上击碎了封建统治者的“天朝大国”梦，但并未使统治阶层从阿Q式的“精神第一”的幻想中醒来。直到在甲午战争中被一个一向为自己所看不起的日本击败，统治阶层及其知识者才开始从精神层面上寻找原因。严复首先得出结论：“民力已隳，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所以，当务之急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最关键者是“开民智”〔1〕。这可以说是近代意义上的“化大众”命题的正式提出。但是，此时，知识者们大多正追随着康有为、梁启超做“帝王师”之梦，所以，“开民智”的问题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维新运动被慈禧太后扼杀在血泊中之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才决心“从长计议”，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开民智”的宣传中，自此，“开民智”这一“化大众”的命题才逐渐引起知识者的广泛关注。 但是，“开民智”的利器何在？梁启超的回答是：文艺。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宣称以“开发民智为主义”，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将小说对大众的影响之力做了充分的强调，欧洲仁人志士的小说一出版，“于是彼中缀学之子……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梁氏还援引康有为的话，点出小说在开发民智方面的特殊功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2〕”在戊戌维新前的一八九七年，严复、夏曾佑曾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言：“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3〕，但是，象梁氏这样将小说的功能抬到无所不能的水平，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小说的“开民智”（梁氏后来正式将其定格为“新民”）功能，梁启超一九零二年十一月又在横滨创办了《新小说》月刊。在创刊号上，梁氏发表了其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该文开篇第一段就直接点明了其利用小说以新民的主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接着，梁氏具体论述了小说的诸种社会作用，并阐释了小说的四种力：熏、浸、刺、提。文末则进一步断言：“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4〕在这里，梁氏将小说牢牢地拴在了“新民”的战车上。此后，其他一些小说评论家沿着梁氏的思路做了许多新的阐发，进一步强调了小说的工具功能，如陶*曾在其《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中亦做了梁启超式的断言：“欲革新支那一切腐败之现象，盍开小说界之幕乎？欲扩张政治，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5〕 在维新受挫、救国无路、救民无着的境遇中，粱启超等忧国忧民的知识者突然在绝望的大海中发现了小说这一小舟，于是，他们便把这一小舟视为了救民于苦海的“挪亚方舟”，将希望置于“方舟”之中，这是有着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的。 随着梁启超们的振臂一呼，许多科举路断、抱国无门的知识者一起将目光转向小说这一“希望之舟”，他们放下士大夫的架子，竞相著译小说，小说遂呈一时之盛。吴沃尧在《月月小说序》中曾对此进行了如卞的描述：“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所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6〕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孕育和萌发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从一开始就势所必然地肩负起了以“新民”为核心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历史使命…… 维新派的诗文理论中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的成份较之于小说，要稍为少一些，并且也较少极端、偏面之论，在此不再赘论。 维新派在倡导文学内容上“化大众”即发挥“开民智”、“新民”的社会功用的同时，为了使其“新民”的内容顺利“化”入大众之中从而达到“化大众”的目的，他们同时甚至更早进行了切实的在文学形式上“大众化”的努力。 其实，在“化大众”的“新民”理论尚未形成之时，“大众化”的问题就被明确地提出来了。早在一八六一年，黄遵宪就借其诗作《杂感》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牢？即今流欲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7〕诗中的“我手写吾口”，实际上就是“言文合一”，这是倡导“白话”的先声；而诗中的“流俗语”问题的提出，则更是一种诗歌语言“大众化”的变向倡议。一八八七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中对其主张进行了更具体而明确的阐发：“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周、秦以下，文体屡变……。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此文中，不但“语言与文字合”被正式提出，而且作者将其视为实现“通行于俗”、“令天下之农、工、商、贾……皆能通文字之用”的“简易之法”，这就不但为文学昭示了“农、工、商、贾……皆能通文字之用”的“大众化”取向，而且为这种取向明确了“语言与文字合”的走向“白话”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