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和西方文学、美学理论的大量引进，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从观念到方法都有了很大更新和进步，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面对各种文化思潮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急剧冲撞，理论批评也不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惶遽和困窘，总体上呈现既活跃又混乱，既兴奋又迷惘，既繁荣又虚张的状况。这原因，大抵与思想准备的不足、学术心态的浮躁和建设性工作相对滞后有关。反映到文学实践上，一个显见的现象是，一些原本明确（也许并不正确）或大致明确的文学命题或常识，在标“新”立“后”、众语喧哗的理论语境中，反倒让作家、批评家和众多读者觉得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以至发出“不说还明白，越说倒越糊涂”的慨叹。这其中，关于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即是一个时常让人困惑、需要详加论证的课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学与道德都属上层建筑范畴，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文学属于高高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经过许多中介环节，作用于一定的政治与经济。道德相比较而言，与政治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更为直接；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带有更强的实践性。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无论对于文学，还是对于道德，都是非常重要的。道德借助于文学而成为审美的对象，以情感的和形象的方式，影响广大读者的心灵，使他们得到陶冶和净化，从而向更高的精神领域提升自己。对于文学来说，道德既是它的重要的外部关系，更是它不可或缺的内部要素。文学主要是写人、人的心灵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而道德正是根据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规范体系，因此，凡是有人、人的行为、人的相互关系存在的地方，就有道德存在。道德理想、道德情操、道德义务、道德标准、道德素质、道德修养、道德品质等等，组成一个道德的系统，渗透在人们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的几乎所有领域，是进行善恶价值判断的依据。在外部，它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环境；在个人，则又以自律的方式规范其行为，制约行为的动机与效果。作家作为社会的成员，总是生活在特定的道德文化传统和道德舆论环境之中，他的创作不能无视这种传统和环境。一方面进入作品的人和事，人物的行为和心理，人物的爱恨亲仇，恩恩怨怨，都会涉及道德的因素；另一方面作家对这些人和事进行评价，也不能没有相应的道德标准。即使抒情，亦很难不流露自己真实的道德理想和道德素养，而且，只有真诚地袒露了自己心怀，真实地打上自己品格印记的作品，才有可能真正赢得读者的心。正因为如此，作家本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建设，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古人讲“文如其人”，重视人品和文品，常把道德文章并提，原因也在这里。 中国古代文学是非常重视道德的。在古代美学中，美善是合一的，而且善是比美更高的范畴。因此，在文学的功能观上特别强调道德教化作用。当然，在古代文学中，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其所包含的道德内容，是有进步、落后及反动之分的，我们需要接受的只是民主性的精华，而必须摒弃的，则是封建性的糟粕。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在反对封建礼教（当时称之为“吃人礼教”）的呐喊声中前进的。它在反对旧道德、呼唤和建立新道德中做出了伟大功绩，鲁迅的作品，就是在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后来，无论是国统区的进步文学，还是根据地、解放区的革命文学，都继承和光大了“五四”新文学反对旧道德、呼唤新道德的传统，积极配合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进军，为培养与这一进军相适应的一代新人和新的道德风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全国解放以后，伴随亿万人民建设新生活的创造激情，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保卫延安》《青春之歌》，以及稍后以所谓“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等为代表的许多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在培养广大青少年的崇高理想和优秀品德，激励他们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中都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然而，自50年代中期以后，“左”风日炽，至“文革”达于极致，不仅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被抛弃了，人类共同的美德被否定了，就是中国革命党人在长期血与火的战斗中培育起来的可贵品德，也或被批判，或被遗忘了。留下的是一片文化的荒漠和道德的废墟。 新时期文学，就是在这种荒漠和废墟之上迈出最初的步伐的。文学的复苏是和道德的复苏同时被提上日程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为用。这中间，时时经历着新与旧，前进与倒退，圣洁与污秽，善与恶的较量，充满了纷繁和曲折。这应该说是历史变革期和转折期的常态。就这样，新时期文学走了二十余年的风雨历程。就总体而言，它对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方面，它是这一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它的文学表现；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这一建设的进程，反映了它的力量、希望和艰辛。 由何西来、杜书瀛同志主编的《新时期文学与道德》（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正是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特殊角度，即思想道德的角度，对近二十年来我国的文学状况所作的伦理学术反思，也可以说是一种专题性的归纳。它从文学必然承载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这一本质特征出发，对新时期文学在振奋民族精神、优化社会风气、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境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作了客观冷静的审视，对其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作了深入的考察剖析，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文学如何更好地担当起肩负的崇高使命进行了富于责任心的思索与探究。由于道德问题的重要和世纪之交人们对它的格外关注，就使这本书具有了超越文学界面的特殊的价值，不仅对于作家、批评家、文学教学和研究者，而且对于伦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化领导工作者等，也都会有一定的启示和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