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增长,综合国力日益提高,已初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富强景象。在此情况下,有的同志说:中国当前既无外辱,又无内患,提忧患意识只能是杞人忧天,没有必要;甚至有的人认为,在和平发展时期,忧患意识只能使人悲观、自暴自弃、丧失自信心,有百害而无一利,因而应从根本上彻底抛弃忧患意识。然而我们认为,中国虽然独立了,虽然发展了,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放松警惕,就可以无忧无虑地蹒跚而行。孔子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在生存竞争的巨大压力面前,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麻痹松懈,停止不前。忧患意识依旧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恒久主题之一,当代中国仍然需要有浓烈的健康科学的民族忧患意识。 一、忧患兴邦,忧患意识是催我们不断奋进的动能 忧患兴邦,就是说忧患意识可以使人奋进,是催人不断前进的自我加压机制,可以使人居安思危,产生动能,以振邦兴国。因为,健康科学的忧患意识本身就是和民族的推动力内在联系着的,它使人们在心理上经常保持应急状态,从而维护最佳动力水平,成为民族觉醒程度和民族发展趋势的重要标志,并且健康的忧患意识还不断深化着人们的责任感,当一个民族意识到灾难、危机随时有可能发生时,才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才会有强烈的责任感,才会奋发图强,维护着民族旺盛的竞争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忧患意识是爱国主义的基础,它能激发人们维护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责任感、使命感,增强人们谋国家振奋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把热爱祖国的炽热感情转化为报效祖国的动力,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甘于奉献,振兴中华。这样的忧患意识永远不会过时,是我们时刻都需要的。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忧患意识作为推动民族不断前进的动能。美国在当代被有些人称之为幸福的“天堂”,但美国清醒的政治家却看到了危机,深深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忧患。美众议院议长纽特·金利奇在《重振美国》一书中曾指出:“美国正在从内部腐烂,因为人们拒绝接受曾经使这个国家强大起来的价值观、传统和制度。这种腐烂就表现在这个国家似乎难以治愈的社会弊病上:犯罪、青少年妈妈怀孕和市中心贫民区贫困现象。”他告诫美国人说:“我希望你们明白:你们的未来,你们子孙的未来,你们国家的未来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他惊呼:“日渐衰落是美国21世纪在劫难逃吗?”他以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来警醒美国人,以兴利除弊,“重振美国”。日本民族积极汲取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许多启迪人们心灵的有关忧患意识的典故和格言,并成为他们攀升为经济大国的巨大推动力。日本企业界以中国《易经》中“居安思危”的格言作为经营的信条,时刻把危机感转化为改善经营和拼命工作的行动,获益巨大;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时,日本又把中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军事格言作为激励民族的精神动力,一面惊呼:“日本列岛沉没”,以唤起全民忧患意识,另一方面紧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加紧工作,创造省油产品直至改变部分生活方式,不仅挺过了能源危机,而且带动经济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理论和实践都说明,科学健康的忧患意识具有很大的能量。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改革的时代,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时代,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前进道路上可能会布满荆棘,会有激流险滩,因此,我们当代人既需要有强烈的创造热情和开拓精神,更需要有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唤起全民族心中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紧迫感,将大于四化的热情保持在一种高昂的状态。 二、居安思危,国家的长治久安时刻提醒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阶段,我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在国内,还残存着危害社会安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残余仍以各种方式和途径毒害着人们的心灵。 从国际政治环境来看,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和企图,不允许我们高枕无忧而没有忧患意识。应该肯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这绝不意味着天下太平。且不说世界不少地区至今战火不熄,美国的第七舰队仍在我台湾海峡地区游弋,阻碍我们对台湾的和平统一,仅就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做法,就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在武装干涉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彻底失败后而提出的新战略。50年代初,美国的杜勒斯提出,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掌握共产党政权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身上。40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都秉承了这一宗旨,干了大量颠覆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勾当。卡特奉行“和平外交”,里根推行“民主政治”,布什强调“人权外交”,尽管提法不同,其实质都是通过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民主势力”,借“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煽动和组织政治反对派,并拉拢分化共产党内部的不坚定分子,幻想共产党内部和平演变,导致或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发生改变。在80年代末,西方国家主要是对前苏联、东欧各国进行和平演变,在连连得手之后,它们又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具体策略是“三化”,即淡化、腐化、丑化。所谓淡化,即淡化政治观念、淡化公有制观念。所谓腐化,即钻共产党政策的空子,赚共产党的钱,腐蚀共产党的干部,最后搞垮共产党。所谓丑化,即借着共产党揭露腐败问题,大肆宣扬和夸大共产党的错误和问题,使人民感到中国共产党不可救药,大部分干部变坏了。此外,它们在中国日益发展繁荣上作文章,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制造“中国威胁论”,并不断打出“人权牌”、“台湾牌”、“西藏牌”,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的发展,阻碍中国的和平统一。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我们没有一点科学健康的忧患意识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