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研究在中国：遗产与债务①

      众所周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又译雷蒙·威廉斯)著述宏富，先后出版了《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边乡》(Border Country)等近30部令人叹为观止的著作，发表了以《文学与乡村社会》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③为代表的数百篇广为流传的论文，对不列颠内外的文学批评、文化理论、思想史、社会学、戏剧研究等多个领域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但未必人尽皆知的是，批评界对他始终保持“敌意的沉默”④。威廉斯生前，研究其思想的论述寥寥无几，仅有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的论文《雷蒙德·威廉斯与文化研究》⑤、约翰·P.沃德(John P.Ward)撰写的小传《雷蒙德·威廉斯》⑥等零星作品，所以，威廉斯生前既不能与格奥尔格·卢卡奇(Gyrgy Lukács)、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人相提并论，也无法与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等人同日而语，几乎处于一种“被孤立的状态”：

      如同约翰·伯杰一样，雷蒙德·威廉斯在整个英国的文化生活及在它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都是一个孤立的人物。虽然，威廉斯在近20年间出版了10来本著作，但是，自1960年汤普森在《漫长的革命》中对之作了些探讨性的评论以来，直至1976年，伊格尔顿(Eagleton)才在《文学与意识》(Literature and Ideology)中，首次对他的著作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样一位重要作家被孤立的状态，一部分原因只是由于，他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以文学批评的形式产生出来的。⑦

      然而，威廉斯1988年溘然去世之后，其思想迅速引发了英语学界的极大关注。姑且不论伊格尔顿的论文《希望之旅的资源：雷蒙德·威廉斯》⑧、文集《雷蒙德·威廉斯：批评的视角》⑨，单是研究威廉斯的思想和学说、以“雷蒙德·威廉斯”为题的专著和传记就不下10种；第一部威廉斯研究力作，简·戈拉克(Jan Gorak)在威廉斯去世当年发表的耦合威廉斯个人际遇与学术思想的《雷蒙德·威廉斯的异己心灵》⑩很快就有了呼应，比如艾伦·奥康纳(Alan O' Connor)的因附有威廉斯著述目录而极具参考价值的《雷蒙德·威廉斯：写作、文化、政治》(11)、托尼·平克尼(Tony Pinkney)考察威廉斯文学创作的《雷蒙德·威廉斯》(12)、弗雷德·英格里斯(Fred Inglis)的内容详实的传记《雷蒙德·威廉斯》(13)、海韦尔·罗兰德·迪克斯(Hywel Rowland Dix)强调威廉斯的威尔士身份的《雷蒙德·威廉斯之后：文化唯物主义与英国的分裂》(14)、戴·史密斯(Dai Smith)的被授权的权威传记《雷蒙德·威廉斯：终极勇士》(15)，等等(16)。而且，一如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2019年出版的《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师》(17)所预示的，这份名单还将继续延长，在证明威廉斯研究依然是英语世界学术热点之一的同时，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刻地证明威廉斯乃“英语世界最具权威性、一贯性和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18)、“20世纪英国唯一最具大师风范、最具原创性的文化思想家”(19)。

      英国斯旺西大学2021年主办的“威廉斯诞辰一百年”系列纪念学术活动设置了中国专场，(20)中国学者已成为威廉斯研究共同体成员，我们有义务和责任追问，相较于英语世界的威廉斯研究，中国同行成就几何？中国的威廉斯研究者是否已具备与国际同行对话的能力？中国学者应如何推进威廉斯研究？这些既是本文旨在回答的问题，也是问题意识之所在。

      一、中国威廉斯研究的遗产

      新时期之初，革命历史与开放历史、政治叙事与市场叙事同时影响着中国社会，引发了中国学界对文学何为或文学性与社会、政治、历史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威廉斯、杰姆逊、萨特、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先后被迎进了国门。就威廉斯而言，经过北京大学前外教马克·辛菲尔德1983年发表的《近年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21)一文的铺垫，威廉斯在1985年因其代表作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以《文化与社会：1780年至1950年英国文化观念之发展》(22)之名在台湾面世，真正进入了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三年后的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前者收有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23)，后者收有他的《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24)。这些译文，加之散见各处的威廉斯个人简介和著述简评，(25)极大地刺激了正在遭遇快速而广泛的社会转型的中国学者对威廉斯著述的兴趣，威廉斯译介因此进入了新阶段。一方面，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推出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的首个完整译本《文化与社会》(26)，多部威廉斯著作中译本相继面世，比如《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27)《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28)《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29)《现代悲剧》(30)《马克思主义与文学》(31)《政治与文学》(32)《乡村与城市》(33)《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34)，另一方面，《文化与社会》甚至有了重译本《文化与社会：1780-1950》(35)，而《漫长的革命》先后有了中英两个版本(36)。

      不难发现，这些威廉斯著述中译版无论是选题还是译者的选择、译文的质量，都并非无可挑剔，其间的原因言人人殊，但想必不会有异议的是，它们作为流行于新时期中国人文学界的“只要是有参考价值的，便都拿来”(37)这一翻译政治的证物，在扩大有关学者的视野，着实改变其学术研究方法与主题的同时，引发了作为一个学术热点和新的学术增长点的威廉斯研究。一方面，根据中国知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降，每年都有数篇甚至10篇以上的威廉斯研究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另一方面，除一些著作(如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38)、蒋孔阳和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39)等)设有“威廉斯专章”之外，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并产生影响的中文威廉斯研究专书也在增多，比如《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研究》(40)、《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41)、《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研究》(42)、《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43)、《文学、文化与社会：雷蒙德·威廉斯文学社会学思想研究》(44)，等等(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