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美学之父”的王国维，其审美教育思想被认为“破除了人们对封建传统文艺的迷信与麻木，促使人们摆脱愚昧，崇尚自由和个性”①。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是梁启超和蔡元培等近现代审美启蒙理论家的同道人。进入民国后，由于政局变动，蔡元培、梁启超等人的关注重点从政治时务转向国民美育，王国维却转而进入史学考证的领域，并确立了类似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几乎不再提及审美教育议题。因此，许多人会认为王国维的思想经历了从哲学、文学再到史学的线性发展历程，其中也伴随着从西方现代学术重新回归中国传统学问的意图。如张尔田认为： (王国维——引者注)时时引用新名词作论文，强余辈谈美术，固俨然一今之新人物也。其与今之新人物不同者，则为学问。研究学问，别无何等作用……鼎革以还，相聚海上，无三日不晤。思想言论，粹然一轨于正。从前种种绝口不复道矣。② 在这段话里，张尔田将王国维前期推崇的“别无何等作用”的态度和其后来“一轨于正”的传统立场对立起来，为后世学人呈现出王国维由“无功利”的西方哲学和美术转向有伦理纲纪担当的中国史学的精神行旅图。延续张尔田这一判断，许多学者尝试给予王国维一种“中西判教”式的思想史定位。譬如，杨传庆虽然认识到张尔田称王国维“悔其少作”的论说有其“对抗新文化派对《人间词话》的利用”的意图，却转而依据罗振玉的回忆，在“孔孟儒道”和西方哲学之间进行人为区分③，而无视王国维早年贯通两大学术思想谱系的大量话语实践。这样自然只能从王国维的人际交往和时势遭际角度猜测其转向意图，却解释不了他从崇尚西学转而拥抱传统学问的内在理路。 其实，后期王国维的传统转向，是其前期借助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而面向本民族进行审美启蒙的思路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还原王国维审美启蒙观念之多重内涵，澄清其哲学的求真意志和面向国民的教育意识在逻辑上的有机联系，进而揭示其面向传统文教的史学探究在何种意义上既是其早期哲学和美学兴趣的延续，也是一种务实的文明关怀。上述那种在“尚西学的前期王国维”和“尚国学的后期王国维”之间划出明确界限的态度，也将在这一分析中得到修正。 一、“欲”和“观”的张力 前面提到，以张尔田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王国维前期秉持来自西方的“无功利”学术立场。问题在于，“无功利”或许不仅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独立”意识，还可能包含着人格塑造的现实目标④。这也就需要我们首先澄清“无功利”这一旨趣在王国维那里的真实意涵。 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王国维把哲学和艺术视为寻求和表征真理之学，相比于过去让哲学和艺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功利主义态度，王国维相信哲学家和美术家应当抱持“无功利”态度。哲学家和美术家出于自我“慰藉”的动机，其“势力之欲”应当为“知力”所引导，朝着“无形的”和“身后的”方向投射，以寻求“神圣真理”，而非过多投向眼前的政治争夺和生存性考虑；唯有让“无功利”的求真体验普及开去，中国哲学家和诗人才算是找到了自己的立身之本⑤。在《人间词话》的删稿里，王国维用“政治家之言”和“诗人之言”的区分，再度阐明了这一观点： “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邱垄，异日谁知与仲多”，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⑥ 在王国维这里，“无功利”的艺术和哲学生活高于眼下的政治生活，其中所蕴藏的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因此，在他看来，传统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咏史、怀古、感事、赠人”的诗歌和旨在“惩劝”的小说、戏曲，也就因此缺乏“美术上之价值”，是“听命于众”的不发达的前现代思想内容⑦。诚如王风所言： 王国维以西学重新看待过往中国文化的一切，是建立在一个大的判断基础上，那就是中国自有学术以来，从来只“求以合当世之用”，没有一种独立的价值和精神，也就是没有本体性。当然他从西方看到了这种学之纯粹，其中又以哲学和美术为极致。⑧ 问题在于，当这种纯粹为学的“无功利”立场作为一种社会领域中的普遍学术范式出场时，其中显然有着一层意义的嬗变和“以言行事”的效果，即，让传统的功利性文教经由现代哲学和美术之“无功利”旨趣的点石成金，转化为包含着更高层次现实关怀的自律实践。就此来看，王国维这种“无功利”语调的出场其实并不纯粹，而毋宁说更为明确地摆出了纠偏传统学风、尤其是晚清功利主义学风之弊端的动机，而这种纠偏往往也以传统自身为最后的归宿⑨。因此，当我们看到王国维强调来源于西方的哲学和美术的纯粹性时，并不应单纯将其理解为西学话语对中国传统的压抑，而应当看到，王国维在其学术生涯中一以贯之地不断从中国传统学问中挖掘能够和西方“无功利”旨趣相媲美的要素。这一挖掘和重构的实践，往往伴随着对被选中要素的“无功利”赋值，当然也伴随着对另一些要素的“功利”赋值。 这样的双重赋值，在王国维的审美教育观中俯拾即是。其典型表征，则是对“欲”和“观”这两种审美情态的区分。在名篇《红楼梦评论》的开头，王国维借助叔本华学说，把忧患劳苦上升为人类的生存本原。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和“实践”的目的是满足“生活之欲”，因此也都是缓解因欲求不满而产生的苦痛之手段。基于此，王国维对满足这一“欲”之本性的“眩惑”审美进行了规定，并在这种审美情态和“无功利”的审美情感如“优美”和“壮美”之间做出了区分。“眩惑”审美旨在“使吾人自纯粹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⑩。显然，这种审美的实用指归更强，其与人之基本生存欲望的联系也更紧密。而唯有美术能够“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让“欲之我”转化为“知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