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艺领域中出现的一系列新发展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给予诠释和定位，世界文化的新变化也对它的发展提出一系列新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论领域中对文艺领域新气象新发展的诠释，对世界文化场域中新问题新变化的回应与界定，都可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整体的发展进步。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1]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的涌入、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都提示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必须本着“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并“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新现象新问题的诠释与回应更可作为世界文论发展进步的先声之一，对马克思主义文论那些充满辩证性、唯物性、历史性的重要思想观点、关键词进行符合时代语境的中国化，也同时能对世界范围内的文论建设有所裨益。 一、建构一种自我批判的文艺生产论 把文艺视为一种生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观的主要特点之一。这种文艺生产论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唯物主义，换言之，它并不是简单地为文艺寻找物质基础，指出其产生的物质原因。它是一种辩证的唯物论，即它将文艺生产视为一种有一定自主性的精神实践，而不是物质实践的“副产品”，文艺可以被列为一个单独的生产部门并能对产生它的物质基础起到积极或消极的反作用。这种文艺生产论非常强调理论内核上的批判性，它必须以一个对立的“他者”为前提。通过把资本主义的文艺理解为一种社会生产，它要批判的是资本主义那种虚伪的生产意识形态的行为。将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解为一种社会生产则是要有意识地确立一种“新”的文艺，通过这种文艺确立一种“新思想”，进而培养一批“新人”，这直接建立在与“旧思想”“旧社会”的斗争之上。 当市场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再次试图将文艺视为一种生产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批判性很难以原来的方式继续维系。因为此时，强烈的商业逻辑恰恰不是另一个阶级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就呼唤一种对理论逻辑的变革：对“他者”的批判必须被转化为自我批判才能继续维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效力。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对文艺的理解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模式的批判就是分不开的。在马克思看来，商业的发展是现代性实现自身的手段之一，但是商业的发展又导致私有制更为深刻地成为社会的总体语境之一。以此为契机，现代性在打破封建主义枷锁的同时，又为自己套上了新的笼头——一方面是人的解放，一方面是剥削的加深。马克思讲：“在进步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商人，社会则是商业社会。”[2]240其所谓的“进步状态”，指的就是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他眼中的高度现代化，和20世纪中晚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眼中的意味明显有所不同。不过，两种现代化的结构非常一致，都是以某种方式实现剥削关系的极端化。 针对私有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马克思指出，从一方面来说，私有制将人的感性大大地解放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表现出这种解放依然是不彻底的一面，不断试图压制、异化人的感性力量，但是相对于封建社会来说，它是一种极大的解放和进步。他把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称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它“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这是人本质力量被展现出来的进步，但是它的局限性在于“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2]192私有制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工人运动等问题正是现代性自我批判的表现，其中包含着社会进步的可能性。马克思讲道：“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3]37这种批判必然要有其终点，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文艺批评的重要性必须放在这种总体考量下来理解。文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是一个生产部门，又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既是人本质力量的展开，又是对本质力量的遮蔽。换言之，文艺作为一种被生产出来的上层建筑，其中既包含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感性特征，又包含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蕴含的全部虚伪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文艺的生产方式中蕴藏着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结构，以及人的自我再生产的结构，这些生产结构具有某种同一性。“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186在这个意义上，文艺批评和对私有制的批判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这不是说在马克思那里，文艺批评要从属于物质生产，没有其独特的性质，而是说作为生产部门之一的文艺，对它的批评虽然可能包含着诸多个性特征，但是它必然同时符合“基础—上层建筑”这一总体性结构。最根本地，文艺领域发生的思想转型，必须从社会再生产的方式和人的再生产的方式发生变化这一视角上去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