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20)04-0119-07 民族主义思潮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已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它既关联于人们追寻群体归属感、安全感、社会正义的需求，又与族群实现独立自主、自我决定与自我实现的意图息息相关；既体现为时空语境中生发出来的集体文化认同意识，又与不同文化和族群之间的剥夺、压迫和权利的争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几乎绝大部分国际间争端的产生背后都有民族主义思潮的身影、都会引发民族主义思潮的热流。有赞同者认为民族主义思潮是基于集体本位的文化观念形态，它总是以民族国家集体认同的文化力量形成群体观念和信念体系，构成民族独立、民族统一、民族自决的内在动力；反对者却指出民族主义思潮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破坏性的、将群体拉入对峙中的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它给世界带来的是歧视与不平等，在它的驱动下战争与利益争夺随处可见①。 与对民族主义思潮认识多元化相区别的，则是关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思潮关系的一致性判断。20世纪90年代不少学者曾经预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家和大众层面上的民族主义将会体现出退潮甚至消亡的迹象②，这一预言今天看来似乎与事实截然相反。民族主义思潮在国家和大众层面上不但没有消亡和退却，反而利用全球化增强了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借助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和契机，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全球化语境反向刺激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这样的状况是在全球化初期始料未及的。如果说全球化指称一种包含一定理性预期但又未完全被设计和规划好的一体化效应，那么这一效应也直接带来一种关于普遍秩序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需要打破特殊性的界限，民族就是这样的特殊性界限之一。为何全球化的破坏力在面对民族主义时，反向激发出更大的凝聚力呢？当代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有哪些一般性模式？又会给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何种风险？本文尝试分析。 一、全球化语境何以助推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 马克思经典作家曾经对于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若干论述，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世界历史构成了两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即世界市场的开拓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使得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化，同时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方式克服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使全球成为更为紧密的整体。这就表明全球化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必然会对民族国家的历史造成深刻的影响。列宁也曾经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对民族国家在政治上的地域局限性与经济上的全球化两种趋向作出了这样的理解：“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2]这就将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全球化的历史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趋向。但两种趋向并不是前后相继的历史过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并具有内在联系。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民族主义并没有终结，全球化语境在事实上可能推动了民族主义复兴。 (一)全球化并不是取代了民族国家，而始终是通过作用于民族国家形成特殊镜像体现其影响及后果的 首先，资本的全球流动并未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作为全球化主体的跨国公司依然依托于民族国家存在。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看，无论是工业化进程还是科学技术进步，无论是庞大世界市场的形成，还是资本、原料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和运转，看似民族国家的壁垒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被全球化打破，但事实上它更多打破的是地域性的空间藩篱，加速了时空压缩，并没有真正打破民族国家本身的界限。虽然生产组织和规模不断扩大，但生产组织的构成单位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即使一些跨国公司超出了一国的界限，但其基础和母体仍然局限在民族国家之内，受到本国的文化、制度、法律、道德等支配。其次，民族国家事实上成为全球化场域中的空间网格，全球化必须通过民族国家才能发挥现实作用。经济全球化虽然以网格形式将不同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但不同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框架内的目标仍然体现为对自身利益的捍卫。更为关键的是，在全球化框架中，经济关系总是通过民族国家的镜像才能映照在全体国民之上。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需要通过作用于本土化的民族国家才发生向着全球化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载体就是民族国家，这也就导致了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保持了内在张力并确立牢固的统一性关系，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本质实际上是经济本土化。马克思也曾经用“两极相连”表述过类似现象。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马克思指出，英国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王朝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状态，使中国市场被迫向世界敞开，这一变化所导致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大量的财富流向了英国，更使中国传统社会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均发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甚至被迫解体[3]。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指出，资本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4]。这就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对各个民族国家的影响，需要通过民族国家本身的内在变化来延伸出各种不同的形态和表现。最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下构成共同体情感归属的事实空间。“全球本土化”事实上还部分摧毁了被压缩进共存状态中的多样化世界，并为情感归属和群体自我认同划定了空间范围，空间被定位为“我们的世界”与“他们的世界”，而所谓的“世界”的界限就是民族国家的界限，这就使民众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性空前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