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时代主题、政党、社会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丰富内涵需要回答一系列理论问题：意识形态视阈下的“新时代”的内涵是什么？新时代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的内涵是什么？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伟大成就的成功密码是什么？等等。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把握“意识形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等关键词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更好探寻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丰富内涵。 一、意识形态视阈下的“新时代” 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而成为一种全球性话语，意识形态的主题也随着国际政治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刻理解“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是开展意识形态伟大斗争的重要前提。关于“新时代”的内涵，根据所立论的出发点不同，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阐述，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从中国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出发，提出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的不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阶段一定质变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新时期”进阶到“新时代”，但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①。第二种观点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维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维度、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的现实维度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涵②。第三种观点是从世界“经济的社会形态”出发，认为当今时代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大的历史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两个时代”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两制并存与斗争”的特殊历史情境叠加交织③。以上关于“新时代”内涵的阐述都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当前，中国处于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均发生深刻变化的大变革时期，思考意识形态语境下的“新时代”需要广阔的国际视野、深邃的历史视野、鲜明的阶级视野和独特的民族视野。 从世界局势来看，当前国际意识形态的矛盾呈现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极少数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当今，世界正出现“东升西降”的根本性变化。截至2017年1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④。经过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努力和斗争，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发生了根本变化：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从“东亚病夫”走向“站起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1949年-1978年是中国在“站起来”的基础上为富起来、强起来奠定基础并艰辛探索的时期。1978年-2012年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自主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而2012年以来，中国开始转向引领、塑造全球化阶段，“实现了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⑤，这是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30％，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欧盟和日本作为“核心”国家，是现行国际体系主导者，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在“一超多极”的现有世界格局中，美国会不遗余力地保全其全球霸权地位，必要时，它会毫不犹豫地破坏现行国际规则，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致使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充满变数，也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尖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悲剧依然历历在目，邓小平提醒我们党要时刻保持警惕：“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⑥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但“冷战”思维并没有消退，美国使世界朝着单极化方向发展，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反恐怖战争”层出不穷；遏制中国、制裁古巴、孤立朝鲜从未松懈。如今，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将是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力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是处于两种社会制度对立、斗争的最前沿。在世界格局依然是“资强社弱”的状况下，美日欧“核心”国家依赖经济、军事、科技优势，在贸易、文化、宗教、科技、网络等领域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将进一步显现，因此必须高度警惕“颜色革命”的现实危险。 从中国国内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诉求”的执政有效性考验。在现代社会，政党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复杂考验，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从“物质文化的需要”扩展至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综合诉求，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解决意识形态凝聚力向心力的关键。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新时代”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能脱离“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不能超越这个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又不能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确已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即已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开始向现代化的中后期阶段迈进，这既是中国共产党70多年执政有效性的伟大成就，也是治理能力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8：产业结构现代化研究》和《中国现代化报告2019：生活质量现代化研究》表明，中国已超过现代化初级阶段的一系列关键性指标。截至2019年年底，人均GDP达到1.03万美元(＞1万美元)；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8.2％(＜30％)，人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享受性和发展性消费，已达到富足标准；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50％)；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57.3％(＞50％)，对GDP的贡献率为61.3％；等等。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已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变的第一次产业结构现代化，已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初期的目标，并且稳步发展，开始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后期迈进，迈入生活质量发展阶段，人才将超越资本和物力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制造2025能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脱颖而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绿色能源、量子科技、数字革命等科技领域发挥引领作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切实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热切期待，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有效性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