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3-0082-06 在现代性、后现代性彼此交错、杂陈的时代，虚无主义盛行，虚无一切既是一种病症，也是一种“时尚”。在所有虚无主义的形态中，历史虚无主义则尤为“时尚”。从某种视角来看，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是指不承认历史及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与连续性，把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看成彻底的断裂，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轻率地对待各种历史与文化遗产，漠视人文精神传统的内在传承及其教化意义。在史学家特别是中国当代的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历史虚无主义通常是指一种全盘否定一切历史及其“进步逻辑”的社会文化思潮，其突出表征为：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否定历史对现实及其未来发展的作用等，为达到虚无历史的目的，曲解、解构甚至蓄意涂抹历史。可见，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典型的负面社会文化思潮。笔者认为，在当代世界，历史虚无主义最突出、最彻底、最现实的表现是“历史终结论”。 一、历史虚无的逻辑出场 在当代“历史终结论”中，影响最深且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既有相通性又互有区别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两种。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阐述了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合法性，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或许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是人类政治历史的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仔细审视福山的思想可以看到，他将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要否定极权独裁就要否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福山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也充满担忧，然而他对这种制度的认可却远超其他制度。不可否认，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现实层面，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经济30多年来，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贪婪本性，“民主”成为掩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矛盾的幌子。虽然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存在诸多挑战，但福山却有意遮蔽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显然，福山是基于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永恒论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断言“历史的终结”。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历史的终结”，很大程度上是指价值判断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某个较优越的善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不能意味着某个最后的真理已经得到了揭示。”[1](p.95)鲍德里亚则把这种观点称为“事物的后纵欲状态”：“我们剩下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使我们自己去适应给我们留下的这点时间；而这点时间也似乎由于这场主客体角色的逆转失去了任何意义。”[2](p.173)“在一切都已被解放、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乌托邦已经实现、一切事物都能够而且已经被做过了的情况下，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去拼装我们文化的碎片，并将之推至极限，推至超出从前界限和限度的超终极目的地。”[2](p.177)后现代主义关于历史终结的一个没有直接言明、却是其内在的理由是：上帝不再是历史演进的推进者，上帝抽身而去不管人事，留下一个混乱无序的人间。这种后现代式的千禧年焦虑的背后即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其理论实质即“历史的终结”。 上述两种“历史终结论”的区别在于：第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基于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永恒论的意识形态立场，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历史终结论”则基于“千禧年主义”的价值论立场。第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赤裸裸地为欧洲中心主义站台，具有更直接的实践历史效应，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历史终结论”则表现出更隐蔽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欺骗性，相对具有更大的理性历史效应。第三，支撑各自的历史哲学基础不同。对福山来说，所谓的历史就是指人类在追求理想社会制度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演化，“历史的终结”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胜利，支撑其思想的历史哲学基础是，“当我们考虑到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民族时，历史便很清楚地呈现为一个单一的演化进程”，“一个有着内在连贯性和方向性的人类历史最终将把人类的大多数引向自由民主政体”。①“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则倾向于将人类文明的价值平面化。这两种“历史终结论”共通之处在于：本质上都是历史虚无主义，实质上都为欧洲中心主义站台。 二、历史意识的主体式微 历史意识，首先应是个体对历史存在的意识，一般说来主要表现为个体悲剧体验的思想升华。个体悲剧体验源于个体生存的焦虑与惊异，要超越这种悲剧性的生存体验，个体或寻求某种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或寻求建构与同类的整体性和时间性关联，通过人道化方向培植和开辟人的无限性，以此对抗人在面对种种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时所陷入的无助与宿命。 在现代技术与商业主义时代，人们似乎有足够理由将“世界末日”还原为由现代性及其进步观念所支撑起来的“历史的终结”。“在某一确定的时刻，人类已经退出历史，进入到一种新的后历史存在方式。”[2](p.172)在所谓“后历史存在方式”中，人类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如何推进历史，而是如何享受或安排历史，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采取的还是得过且过、不遣是非的“犬儒式”态度，消费主义时代折射出人们精神生活的浮躁、表浅。在鲍德里亚超现实世界或拟像世界，“千禧年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急迫症，通过后现代且是消费性质的身体活动而快速化解，因而“没有开始即已结束”。[3](p.44)尽管鲍德里亚把虚无主义看成“哲学上的副产品”，[3](p48)但“历史的终结”并不等于历史本身的结束，鲍德里亚真正的意指是，面对虚无的世界，人们无处可逃。 “历史的终结”作为“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实质，其所指认的“历史”实际上是近代历史观或历史意识，因而其指认的“历史的终结”，就是那种认为历史具有明确起点和终点、线性、方向性和连续性的“历史进步观”的终结，而一种观念的终结，必然包含意识形态含义，并通过意识形态蕴含一种关于人类历史当下转折的评价。“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指向的是实践历史，尤其指向近代西方史以及由西方近代史支配的人类近代史。在“历史的终结”中，历史观与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是分离的。可以否弃历史观，但作为形成历史基础的历史实践过程却仍然“强势延伸”，甚至西方对于历史的抛弃都可以被直接放大为整个人类的“自觉”选择。因而，“历史终结论”背后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便显露无遗。“欧洲中心主义是这样一种中心主义，它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横扫全球，关涉其竞争对手不甚关心的生活层面；它使全球的生活发生了革命，在新地方重新安排了各种社会的位置，还改变了它们的历史轨迹——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不提及欧洲中心主义，谈历史就是毫无意义的。”[4](p.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