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5995/j.cnki.llxyj.2020.02.001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1]爱国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是国家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然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却在不断地冲击着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忠诚和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因此，梳理爱国主义的内涵，夯实爱国主义的根基，指明爱国主义的行动指南，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爱国主义何以是公民义务 自由主义国家观把个人视为优先于国家的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人有权追求自己认可的善，在政治层面把国家与政府视为中立、平等地对待与保护公民权利的工具。在社群主义看来，这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国家观把个人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点，彼此之间的偏好各不相同甚至冲突，是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共同善观念，更不要提个人对国家承负的忠诚与义务。那么，爱国主义何以从国家共同体中产生的呢? 1.爱国主义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需要 国家以强有力的、不可替代的、有组织的方式构建了我们的政治生活，是我们的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纽结，我们对国家负有忠诚的义务，因此爱国主义为国家政治生活所必需。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2](P7)。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我们现在认为就是国家的代名词，国家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优先于个人的，“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2](P9)。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出的建议是，任何个人单独都无法自给自足，为了个人的全面和蓬勃发展或幸福的实现，创建一个人人参与其中的总体的或框架化的社会秩序是非常必要的。国家，也只有强大的国家能给我们提供这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和参与形式。社会秩序只有具有像国家那样的包容性，才能培育和维系各种各样的交往组织，个人通过公民身份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 我们的很多社会关系既可以是自己选择的，也可以是被给予的，而且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它们。但是我们几乎无权选择我们的家庭或种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要培养对它们的忠诚。这种对具体家庭或种族的忠诚，我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国家既能调节我们的社会关系，又能监督我们所参与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既能协调社会矛盾，又能保障社会安全，这就是国家在诸多的共同体中后来居上，成为政治生活核心的重要理由。尽管这种对于国家的理解看起来相当具有工具性，但国家应该被珍视的终极理由却是由于其内在价值。国家不仅能保障公民权利、调和族群的潜在冲突，而且国家政治生活也成为公民独特的须臾不可分离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公民因其自身之故而珍视这种生活方式，有义务树立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的观念。“如果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慢慢地把他们的家庭成员关系看作只受相互性的自我利益支配的关系，那么这个家庭也就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了。同样，如果一个国家的成员也采取相似的态度，那么，它也将不再成其为一个国家了。”[3]正是因为国家在公民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形成性和整合性作用，对于那些出生在这个国家的人，对国家的忠诚就成为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公民道德的核心，并且在某些方面必须是一种无条件的忠诚。 2.爱国主义是个体身份认同的需要 人类及其行为必须从他们所属的社会角度来理解和判断，是国家为他们提供了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个人是通过其特定角色予以识别并且是由这种角色构成的。这些角色将个人缚系在各种共同体中，而且惟有在这些共同体中并通过这些共同体，才能够获得人所特有的那种善；我是作为这个家庭、这个家族、这个氏族、这个部落、这个城邦、这个民族、这个王国的一名成员而面对世界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我’。”[5](P217)个人永远不能仅从个体那里寻求善，这不仅是因为不同的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而且因为我们都是以一种特定社会身份的承载者来面对不同的处境。个体从其家庭、城市、部落、国家继承的各种传统、遗产、期许和义务构成了我们生命的背景，这是我们道德的起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我们生活自身的道德特殊性。国家共同体对于道德生活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提供了个体认知世界和身份认同的框架与方向。在麦金太尔看来，我从哪里、从谁那里学习道德原则，对我是否做出道德的承诺，践行道德的内容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始终是一个有序的共同体的一部分”[4](P218)。泰勒也说：“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5](P159)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解和接受道德规范的方法，这些道德原则和规范总是以特定的形式出现，比如这个或那个共同体的道德，个人总是通过他所从属的具体的共同体逐渐理解这些道德原则，并使之成为他自己，从而顺利实现个体的社会化与身份认同。这种共同体的道德原则其实就是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使然，它在日常生活中明了个人的道德责任、道德义务等应然要求，在纵横交错中规定了个人的身份认同。 不仅如此，个体的道德生活是由他从属的共同体支撑的。遵守道德原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需要我们周围的人来加强我们的道德力量，帮助我们改正我们的道德弱点。一般来说，只有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人才会具备这种道德能力，并在他们的道德生活中得以维持，离开了我们所在的共同体，就很容易失去对一切真正的判断标准的把握。而且作为共同体的一员，在发挥这一成员作用的同时，还意味着我们的身份与我们共同体的历史、传统、机构和愿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在我们国家历史上的既定叙事，我们就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感恩于国家所得到的帮助。在其有关爱国主义的演讲中，麦金太尔特别强调了国家在爱国主义道德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爱国主义道德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如果我不把我自己的个体生活的条理化叙述理解这牢牢嵌入我的国家的历史中，那么我将毁灭或失去一种道德生活的基本准度。”[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