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8078(2019)01-0040-06 doi：10.3969/j.issn.1003-8078.2019.01.08 目前学界对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的教学并不看好，各种批评甚嚣尘上，有人指责他的教学是“令人厌倦的乌托邦”[1]；有人认为他从就职开始就失败了，觉得他的整个教学——特别是和福柯相比——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2]。迄今为止，这些看似合理的批评还在左右我们的视听，使大家对他的研讨班置若罔闻。巴尔特此期的教学真的很糟糕吗？从陆续公开的文献看，绝非如此。在《如何共同生活》《中性》和《小说的准备》中，巴尔特完全颠覆了以往拘谨的形象，生动展现了自己的个性，所思所想进一步深化，涉及的范围也逐步扩大，可以说愈趋成熟了。但是，由于其课程设计的诡异以及材料组织的无序，导致听众无所适从。有人实在忍受不了，致信给他说“您何不退休，也好让我们图个清静？”[3]136米歇尔-安托万·比尔尼耶和帕特里克·朗博出版了《罗兰·巴尔特易读版》(Le Roland Barthes sans peine)，在书中恶意地调侃他，并且建议人们以外语手册的形式破译他的语句。索尔邦大学教授勒内·波米耶也诋毁他，说他的教学需要“充分解码”[4]。可见，人们在面对一个更富创造力的巴尔特时多么茫然，他提供的所有资料似乎都是用来迷惑人甚至刁难人的。听众和批评家们情绪恶劣，原因往往就在这里。 在圣伊莱大学生疗养院住院期间，巴尔特就沉迷于制作各种卡片，并将自己的理论思考随时记录在这些卡片上，这种习惯他几乎保持了一生。他的很多著作都是这些卡片的衍生物，如《米什莱》《罗兰·巴尔特自述》《恋人絮语》《文本的愉悦》。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班上，他不但“故伎重施”，还“变本加厉”，《如何共同生活》和《中性》就是通过随机分派卡片的方式组成的。当年听众无比困惑，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这些在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作品更是令人生畏，因为它们各部分之间均是断裂的，结构松散，语义跳跃。应该如何理解它们？巴尔特为何要采用这种方式写作或组织教学？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其中既涉及到巴尔特的写作观念，也涉及到他日益激进的理论立场。若联系到雅克·德里达、莫里斯·布朗肖、菲利普·索莱尔斯等人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巴尔特的这些观念和他们彼此呼应，相映成趣，共同融汇成时代主题。因此，我们接下来对巴尔特的阐释也是对“五月风暴”前后那个奇妙岁月的深刻反映。 一、书的灾异与终结 大家熟知，1967年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分水岭。是年，德里达接连出版了三部重要著作：《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和《书写与差异》，对结构主义发起猛烈攻击，宣告了解构主义时代的来临。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并非理论的深化，而是方法论的裂变。前者主要以语言学为模式，试图发展“语法”即作品各要素的系统排列及其组合的可能性，进而探究作品的形式与意义；后者针锋相对，它以拆解各种结构为鹄的，不断摧毁语言运作中所包含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在场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对真理尤其如此。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贬抑文字，推崇言语，他认为言语是活生生的语言，是更加本源的，更加切近绝对知识的，而文字不过是它的影像。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继承和弘扬了柏拉图的观点，他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5]这种等级制所追求的是一种在场的逻辑，其实质就是语音中心主义。自柏拉图以降，这种观念流传甚广。如卢梭在探讨语言的起源问题时就说：“文字以其表达的精确替代了口语的表现力。它不仅改变了语言的语汇，而且改变了语言的灵魂。说话表达的是感觉，而文字表达的是观念。在文字中，每一个词的使用必须根据它们约定俗成的用法。但在言说中，言说者却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音调、语气的变化而表达不同的意思。因为越是不限制语言的明确含义，一个人的表达空间就越大，因而也就越有力量。并且，一种可以书写的语言，不可能像那种仅仅可以说的语言那样，始终保持它的活力。写下来的是语词，而不是声音。但在一种可以变换音调的语言中，声音、重音和所有的种种声调的变化是这种语言的活力的主要源泉。”[6]黑格尔作为形而上学体系的集大成者在《美学》第三卷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声音较之其他媒介更贴近主体的内心生活。由此可见，这种观念在西方源远流长。 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对此进行了精心梳理，并且指出语音中心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主张言语与存在绝对贴近，言语与存在的意义绝对贴近，言语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7]，而“存在”“存在的意义”“意义的理想性”都是逻各斯的不同表现，它暗示着这些事物背后还有更深的本源，而和文字相比，言语离它更近。因此，语音中心主义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恒久的信仰，当然也是极端偏见，统治了西方哲学、语言学、文学乃至整个文化数千年。人们总是用书的形式包裹它，美化它，进而阅读它，接受它。德里达认为解构哲学就是要通过最内在的方式铲除形而上学的根基，彻底瓦解各种价值体系。在《论文字学》中，他将逻各斯中心主义作为发难的首选目标。实际上，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等人的著作在内，西方许多著作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产物。当我们合上这些著作，便只有“唯一之书”向我们敞开，那便是“大写之书”或“真理之书”，究其本质，它就是形而上学的代名词。德里达说：“在我们所称的文明与文字的时代里，不过为一个已有的真实文本的阐释提供了多种版本。”[8]此处，“真实的文本”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真理之书”，它既是本源性的，也是总体性的，并且拥有无上权威，而其他所有著作均是对它的阐释。在宗教领域，这体现的尤为明显，几乎所有的阐释都指向那不可企及的对象——上帝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