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思想文化场域中，“戏仿”作为文艺—文化领域的惯性话语起源于古希腊的“相对之歌”(parodia)[1]。直至近代，戏仿元小说与滑稽的古代概念与用法被不断窄化为现代意义的“戏谑”风格。20世纪以来，巴赫金以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实践为主要对象，系统地阐释了戏仿的复调性与风格化。晚近的克里斯蒂娃、热奈特、詹姆逊等人则于后现代语境中揭示出戏仿对于当代文化的解释有效性。相比于此种流行的文艺—文化领域的戏仿研究，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有关历史的戏仿论未予重视。实际上，马克思不仅以戏仿(parodie)[2]来嘲讽1848-1851年的新法国革命为历史贬值的革命，扬弃了黑格尔以理性为始基的“历史的反复”之说，而且还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方面深度反思了此种戏仿现象所表征的唯美—颓废审美风格的文化成因，藉此跨界性的戏仿论为历史理性主义赋予迷魅。由此，有别于巴赫金、后现代论者的戏仿论，马克思的戏仿论具有了“批判新法国革命的视角，为人类历史目的”的重要意义。 一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历史的反复”之说的扬弃 “历史的反复”的说法来自于黑格尔对于凯撒的有关评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凯撒作为“世界历史人物”，将庞培以及元老院所施行的个人统治的日渐空虚的形式主义予以取消，代之以单独的个人意志，即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行使统治之权，结果遭遇布鲁特斯、加西阿斯等人的暗杀。但是凯撒之死并未恢复罗马往昔的共和国旧制，相反人们却将帝国作为事实予以接受，致使Caesar(凯撒)——罗马皇帝的称谓得以在后世流行。在黑格尔看来，此种历史剧情的偶然事件——凯撒被暗杀之中充满着世界历史按照理性自为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性为后来“历史的反复”所证实：罗马的共和国旧制无法挽救罗马的危局，只有帝国模式才能维系罗马的命运，“经过重演以后，起初看来只是一种偶然的事情，便变作真实和正当的事情了”[3]。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开篇引用黑格尔“历史的反复”的说法进一步指出，“历史的反复”并非事件本身的重复，而只是同结构形式的历史事件的再次发生：“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als Farce)出现。”[4]此前，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中首次表达了此种观点，历史本是先后上演悲剧和喜剧的多幕剧，悲剧表明新时代的诞生(如法国)，喜剧则代表着人类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如德国)[5]。而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认为1848-1851年的新法国革命只是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这种徒具革命形式而无革命精神的拙劣模仿，尽管以“历史的反复”的方式发生着，但是它并不是黑格尔意义上世界精神自为发展的必然性的明证，而只是历史的一幕笑剧。马克思进而从当时法国革命的历史事实出发，批判性地反思以黑格尔历史观为代表的“真正的神正论”的困境。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世界历史的发生与演进系于集实体与动力于一身的先在的理性。黑格尔又将理性的逻辑形式历史化，赋予世界历史合规律的一面。黑格尔视理性的辩证运动为A是A的逻辑展开，主词A与宾词A的逻辑形式的同一性只是表明理性从自我展开到消融他者乃至复返自身的辩证运动过程，但是主词A经过否定性的运动之后所达至的宾词A是更为丰满自足的理性，由此世界历史内在表现出不断进步的以实现自由为目的，外在又具有逻辑同一性的理性的辩证发展过程。在此意义上，世界历史不具有反复的可能，世界历史中每一事件的发生都是为了不断实现理性的自由，前者事件只是后来事件的准备，后来事件则是前者事件的结果，世界历史呈现出理性的必然进步。但存在于世界历史自身中的自由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存在，现实自由的实现必须依托人的需要、欲望、热情等活动为手段。黑格尔于是将恶视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力量，以恶的目的为善的诠释消解了西方古典意义上善与恶的对立，赋予恶的伦理正当性。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6]而“英雄人物”将个人的需要、热情与世界精神的自为展开相互统一，由此成为世界精神人物。世界历史合理性的逻辑预设本决定着世界精神人物成为可能，但是世界精神人物则依托其自身的行动结果来证实自身，黑格尔历史哲学于此理论上陷溺于循环论证之中，而现实层面则有将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视为法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的风险，实质造成将“白痴的雾月十八”与“天才的雾月十八”相混同的重大谬识。 黑格尔曾极力批判卢梭所谓先于国家自身的人类自然状态的假设，认为国家是建立于唯一理性基础之上的现代城邦，卢梭式的以个人相互建立契约而组成国家的方式只是某种基于他们的任意自由的东西，最终酿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在黑格尔看来，尽管拿破仑作为世界精神人物曾经实现了法国政局的稳定，但是拿破仑倒台之后，国家的问题会再次成为法国后革命时期的首要问题[7]。于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奠基于先在的理性基础上的法国国家的建立将是法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国家作为绝对自由的理性本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化，“这个实体性的统一是绝对的不受推动的自身目的，在这个自身目的中自由达到它的最高权利”[8]，而代表世界精神人物的路易·波拿巴的出场亦属历史的自然。诚然，黑格尔未及见到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恩格斯以黑格尔“存在即是合理”的其人之道还诸黑格尔哲学体系其身，批判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完成即孕育着它的解体[9]。黑格尔从理性出发的思维抽象赋予了理性辩证法的统治地位，理性经由现实的否定然后复返于自身的圆形运动辩证地生产出世间一切，但是已经完成的东西常常是丰满的，也是容易遮蔽的，因为“在实现中的东西本身中就拥有某种尚未实现的东西”[10]。马克思通过将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扬弃为具有实践能动性的“劳动”，进而确认“精神生产”作为从逻辑与历史层面上后于物质生产的生产形态总是发生在“过程”之中，而且这种总体的过程并不会终结。由此，马克思就以物质生产为始基的历史唯物论颠覆了黑格尔以理性为始基的封闭的历史唯心论。物质生产实践的丰富性和可变性赋予历史发展总体决定之中发生变化的可能，尽管此种变化最终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在此意义上，历史既可以表现为第一次发生的因富有革命精神而具有增值可能的悲剧，也可以表现为第二次发生徒具历史形式而不断贬值的笑剧。马克思从事实出发指出(如下表所示)：虽然旧法国革命与新法国革命的主角都名为拿破仑，并且两次法国革命分别成全了二者各自成为法兰西第一、第二帝国的皇帝等，但是旧法国革命与新法国革命形式方面的同一性无法遮蔽两次革命的目的、历史的意义等革命内容的差异，结果造成新法国革命只是在戏仿旧法国革命，以至旧法国革命的拿破仑被视为天才、英雄，新法国革命的拿破仑则被称之为白痴、丑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