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主权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受其内部或外部敌对势力的侵蚀、破坏、消解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家的国民对本国政权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以及该主权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相对统一的合法性认同。客观而言，“今天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就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未能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①。当前，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仍十分艰巨，网络无政府主义是一种阻碍社会成员对政权政治认同的网络社会思潮，它“是一种以网络空间为基础生成、发展和传播的社会思潮，它继承了传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内核，认为凡是具有等级意义的权威集团或个人，都会对以言论自由为代表的个人自由产生巨大的危害，因此毫无存在的必要”②。网络无政府主义借助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如果任由其传播，不仅会削弱人们对我国国家政权的政治认同，也会在国际上对我国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一、网络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原因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明显变化，网络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就是其中之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③网络无政府主义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互联网的技术结构及其特殊性是网络无政府主义产生的物质基础。互联网没有传统星型结构的中央控制中心，而是一种分布式结构，所有子网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这种非中心性，使得网络监管的难度极大，它冲击着传统中央等级式的集权组织结构，也为无政府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技术土壤。其二，传统无政府主义在网络时代的复归是网络无政府主义生成的历史文化根源。无政府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生发土壤，并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一种思想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总是会在合适的条件下不断展现自身对人们思维和行为的强大影响力，网络无政府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传统在网络时代的一种体现。其三，后现代主义的催化是网络无政府主义产生的时代文化条件。网络无政府主义属于网络文化的一部分，而网络文化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观念就是反传统、反权威的无本观念，它使得当代西方在思想文化领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很多网络文化先驱都怀有无政府主义情结，并影响到当下。其四，网络无政府主义是网络政治迅猛发展的伴生物。多年来，网络政治的发展客观上加速了金字塔式的集权等级制权力结构的瓦解，但是由于互联网自身的开放性、虚拟性和隐蔽性，使得对其的有效监管非常困难，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在网上发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见解，这极易引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滋生，造成公民政治参与的不规范性和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同时，这也给网络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更大的生长空间。其五，特定社会心理因素诱发网络无政府主义的滋长。这些社会心理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规范学习中的逆反心理和阶层分化中形成的下层反抗心理：前者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对他者的不遵从或抗拒逆反心理；后者则体现为社会分层中，相对处于中下层的人群易对身居高位的政治权威和精英产生一种反感和抵触情绪。这些因素都容易引发网络无政府主义，并在网络这个社会思潮的集散地和扩音器中释放能量。 二、网络无政府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直接冲击 网络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把我国的政治权威歪曲为破坏自由和导致社会不公的根源而加以彻底否定，同时抵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破坏政府对网络的监管，造成网络空间中的无政府状态，进而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攻击对象和攻击方式来分析。 1.网络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对象 (1)当代中国政府。近年来，一些人通过各种方式在网络上不断挑战我国政府的权威性，甚至上升到否定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并意图瓦解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例如，一些人在其网络言论中刻意使用和强调“天朝”一词，用这种在特殊历史语境中含有讽刺意味的词汇来指代当代中国政府。从意识形态操纵的角度来看，“天朝”一词反复出现会勾起人们的历史记忆，无形中诱导人们将存在于想象中的昏庸、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形象与现实中的中国政府画上等号，“这样就使一切论据和结论的真实意义顿失，而旁观者则因思路迷乱，被迫接受操纵者强加的结论”④。“天朝”一词的使用，表面上是偷换概念，实则是忽视和否定新中国与旧社会之间的本质区别，抹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进而对人们“四个自信”的树立形成冲击。 (2)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网络舆论场中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煽动群众与党对立的言论，尤其是一些“意见领袖”从不同角度对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进行否定，在其追随者中掀起一种盲目的、不加分析的与党和国家对抗的狂热情绪，而其自身则摆出一副“不畏强权的斗士”的姿态。同时，网络上也有不少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言论。一个典型的说法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传入我国的，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理论，因此就没有资格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些言论乍看起来与新儒家的态度异曲同工，但其实并没有任何学理上的系统分析，呈现出的只是碎片化、肤浅化、庸俗化的分析，其发布者既没有了解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反复实践中，最终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来龙去脉，也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孜孜不倦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和成果，更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重大价值。这些言论的发布者只是作为一种反政治权威的搅局者而存在。 (3)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网络无政府主义诱导人们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作为国家压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表现，而加以拒斥。例如，一些人对官方媒体本能地怀有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凡是官方媒体声音就拒斥、反对，为拒斥而拒斥，为反对而反对。阿尔都塞曾提出官方媒体属于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相区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⑤，具有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能。在媒体影响力日盛的当代，官方媒体的话语权掌握状况与意识形态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网络无政府主义者在此情况下不断对官方媒体发起攻击。不少网站只要是转发官方媒体的文章或视频，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到一些人在评论区中的完全否定。这种声音在局部甚至形成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态势，通过抹黑官方媒体，从而削弱政府公信力，并最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产生釜底抽薪的负面影响。
